王充：毁祖千代诟，论衡惊儒庙

中国不乏思想家，尤其是“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那真叫作百花齐放；但自武帝独尊儒术后，整个大汉一朝文人的思想似乎就被禁锢了，那“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将各层次人的大脑填塞得满满当当，可以说，整个汉朝，无论是西汉或东汉，是找不出几个思想家来的。

我学识自是很浅薄，就我的认知度来看，董仲舒当然是一代大家，要说还有谁能当得起有汉一朝思想家的话，那肯定是非王充莫属了。

在我接受知识的时代，这王充可是大名鼎鼎，下乡时除了毛选外，于学术著作是几无书可读，但有两本书是可以读的，一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二是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可以说这两本书是我中国历史和哲学的启蒙教材，我反反复复地不知看过多少遍，不是说我认真，而是其他类似的书实在是没有。

在这《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王充是被大书特书之人，因为他是被誉为唯物主义思想家，是同那众多的唯心主义者截然不同的无神论斗士，关键是他对古来圣哲多有讥讽之言，所以，印象极为深刻。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东汉思想家；曾任过短期的会稽功曹，后来有刺史聘他为从事及治中等低级官职，但不久都辞官而归，直到年近古稀时才被汉章帝重视，以贤人礼派人来接他去宫中，但他已是年老体衰，无法应聘，年70岁在家乡病逝。

王充的先祖为先祖为河北大户，后迁至浙江，他是出生在上虞的，18岁时“负笈京师”，到洛阳游学，曾进入国家最高学府的“太学”学习。

那时的东汉盛行的是“图谶之说”，也就是将来能应验的预言或预兆的文字，辅以图画，使之显得更为直观，因此，图谶又被称为“图篆”，也有人叫“图书”，人们可以用它来预卜将来生活中的吉凶祸福，其实也就是一种迷信。

但因汉光武帝刘秀对此是深信不疑，笃信备至，将基当成了做人处事的准则，于是，此学说便大行其道；即使刘秀在临死前，还宣布“图谶于天下”，即运用行政手段，把图谶推行到全国，从而使谶纬神学在整个东汉的思想领域里占据了统治地位。

现在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是迷信，但在那个科学不发达的年代，对很多事是无法解释的，而且这个“图谶之说”是有着很悠久的学术基础的，它是缘自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说白了，就是自然灾祸的发生是上天给人的谴责和警告。

董仲舒在他的《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中说：“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

这一说法是很有基础的，即使在当今也很有市场，它同佛教的 “报应说”一起，是深深地根植在不少人的心中的，要说比例，人数当不在少数。

王充作为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是不这么认为的，他说：“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天人感应”的说教。

哲学问题对一般人来说觉得很高艰深，我亦是一样，一遇到这些便觉头大，当年当知青时也是实在无书可看，遂将这哲学书当作催眠书来看的，有时又实在是睡不着时，只能在昏暗的灯下反复看，也不知浪费了多少斤煤油，心痛！

要想把王充的思想说清楚是不可能的，但他的中心思想还是可以大致进行归纳，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以下几点。

天自然无为：天是大自然的产物，“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任何自然现象同所谓“天意”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天不能故生人：天即是自然，那人更是自然了，“人，物也；物，亦物也”，这从根本上将天和人之间的关系切割，“天人感应”的说法只是人们以自己的想法去比拟天的结果。

无神无鬼：人有生即有死，人死如火灭，火灭哪有光，从而对“善恶报应”进行了否定。

以上三点其实就是支撑王充“无神论”的中心思想，自是被主流社会所盛赞，但除此之外，他还有个契合当时形势的观点，即“今胜于古”，这可是在当时受到最为热烈欢迎的论点。

我们那个时代的人都经历过“批林批孔”运动，百家皆垃圾，唯有法家好，变法的都是法家，是反对泥古守成的，所以，王充反对“奉天法古”，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 的思想，这当然是被捧上了极崇高的地位。

王充的主要论述都在他的著作《论衡》一书中，这可以说是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他对很多的自然现象都进行了观察，引入书中，以对社会的颓风陋俗进行了针砭，许多观点鞭辟入里，在当时即被认为是奇书，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书中有很多石破天惊的篇章，矛头直指各大圣贤，如《问孔》和《刺孟》等等，公然挑战儒家经典，遂引起各路人士的口诛笔伐，清乾隆皇帝就曾御批：王充“刺孟而问孔”，“已有非圣无法之诛！”

有个很有趣的问题，这王充到底是何派何支？似乎谁也说不清楚，有汉数百年，唯儒学一支独大，王充在太学读书，所接受的教育定为儒家经典，他的老师班彪就是名扬天下的大儒，但王充的著作在历史上却从未被列入儒家学术类，而一直是列为“杂家”，看来历代都是把他看作无师无派的“一家之言”了。

然而，有人把其列入墨家，如近代经学**刘师培说王充是“南方墨者之支派”，而在我以前的印象中，官方一直是将把王充看作是反儒家学说的，那就肯定应该不是儒家。

其实我觉得，不能因为他对祖师爷们有异议，就将王充归于另类，说到底，他还是儒家子弟一枚，只是他的文章，或者标题太扎人心，“问孔、刺孟、非儒”这一堆的字眼实在难以将其看作还是儒生。

要说对儒家宗师有异议，这是很正常之事，自孟子起就对孔子的学说进行了改进，世间虽然都以孔孟合称，但二人的思想和意识其实是有很大差别了，董仲舒的“天人合人”思想也远不是孔孟学说的改进，而是将儒学作了重大的改造，然而有谁说他不是儒生？

以此类推，王充自然也是儒生，他只是公开提出了对先辈们的置疑，而不象老董那样避而不谈，所以，可以肯定的是，他也是儒者，是一位敢于标新立异，另辟蹊径的博学奇儒。

但是，王充的《论衡》除了在建国后的特定时期外，历朝历代都不受待见却是不争的事实，尤其在经学盛行，学者们都为各种重要的典籍进行校注和整理的清朝，竟没有一本是对《论衡》进行校订的，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奇怪的现象。

究其原因，还是在回到《论衡》的本身来考量，因为从这书中，我们可以看出端倪，这原因就是，王充有“大不孝”之嫌。

王家作为河北大名的世家大族，以前还是很有些根底的，但到了王充之时，数次迁徒，早已没有了望族之气势，这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其父祖辈劣迹甚多，而这一切被王充在《论衡》一书中抖落个干净。

他在书中描述说：“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怨仇所擒，祖父泛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贾贩为事。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故举家徙处上虞。”

这就是说，他的祖上横行乡里，仇家众多，为避祸而跑到会籍，从事着最下贱的“商贾”之事；又与人结怨，拖家带口地又跑到上虞来安身。

“横道伤杀”，这简直就是恶贯满盈的土匪恶霸，从王充的这段记述来看，他的祖上们不仅是纨绔子弟，败家子，而且还是结结实实的土豪劣绅，或者就是为人不耻的杀人越货，横行不法之人。

王充倒是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实事求是的将祖先的各种劣迹公之于众了，但这不仅在当时，即使是在当今也会被人所侧目，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臣为君讳、子为父讳”实为天经地义，王充之所为，与中国传统观念是背道而驰的。

既然王充“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中国是以“孝”字当先的国家，他的“不孝”之举不被主流社会所接受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除了这“訾毁先人”外，在王充的著作中，各种奇葩言论也比比皆是，在他的思维中似乎完全没有“孝”的概念，在他看来，父母是不需要孝敬的，生儿育女完全是**的副产品，所谓“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

这样的想法不是说完全地没有道理，但毕竟有“忤逆”之嫌疑，是不可能为大众所接受的，不过，也还是有些人赞同这样说法的，比如那“三岁让梨”的孔融，就是持这种观点的，而他被曹操所杀的罪名中，这一项便是大罪之一。

他在“毁祖”的同时，对自己倒是赞誉满满，但这“毁祖誉己”的作法引起了后世更加的责难，所以清代大名士钱大昕说他是“有文无行，名教之罪人也”；而现代学者王欣夫则直接说其是“自誉而毁其先，非人也”。

王充是以反孔反圣的面目立世的，所以，尽管在很长历史阶段中，他被人谴责，他的著作亦几乎是无人问津，但到了五四运动时，因“打倒孔家店”的运势，很多学者又开始了对《论衡》一书的研究。

梁启超1923年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就称赞说：“王充《论衡》是汉代批评哲学第一奇书”；而我最佩服的大学者黄侃，他在《汉唐玄学论》一文中也说：

“东汉作者，断推王充。《论衡》之作，取鬼神、阴阳及凡虚言、谰语，摧毁无余。自西京而降，至此时而有此作，正如久行荆棘，忽得康衢，欢忭宁有量耶。”

建国以来，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都很寂寞，因为我们遵循的是一条“古为今用”的原则，一切都为现实之需所左右，要造反了，便把“三纲五常”弄出来批判一番；要反对唯心主义了，便将代表唯物主义的《论衡》提将出来高赞一阵。

所以，王充在一定的时期内得到官方高度的赞誉，也是王充的机遇了，但在现在，提倡学国学，提倡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时候，王充便又没几人能想起他了。

不过，王充是相信命运的，我想，他在九泉之下，对这样的情形当也付之一笑，不会太当回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