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的农村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立起人民公社以后，所有村里的人们都成为了公社社员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时大家没有多少贫富差距虽然都不富裕，可也都有饭吃社员们没有战火之忧，没有匪患之扰，生活安定，民心向善，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初步认识算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初步认识算盘

我生活的农村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立起人民公社以后，所有村里的人们都成为了公社社员。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时大家没有多少贫富差距。虽然都不富裕，可也都有饭吃。社员们没有战火之忧，没有匪患之扰，生活安定，民心向善。

我们村里没有学校，大队也没有学校。我到了入学的年龄，村里终于开办了一个“耕读”班。所谓“耕读”，就是生产队里有活干时就干活，没有活干了就读书，也就算是识字班。班里学生忽多忽少，学生没事就来上学，有事就不来，也不需要请假。学生年龄差距大的十来岁，年龄小的刚刚学习识字，年龄大的已经出嫁成为**。读了三年“耕读”，也就识了一些字，学了一点算术。后来我们一部分学生实在无法继续“耕读”了，才安排我们到几里外的另一个大队的学校升级学习，才开始一年一级的向上晋升。

父亲是家里老大，有亲弟兄四人，因为与近族的两个弟兄一块排序，上边有了老大、老二，所以父亲排位老三，后边就是四叔、五叔和六叔。可四叔在1960年收麦时节，还不到二十岁的他在地里割麦子的时候，突发疾病，队长说他是没病装病，不让找医生诊治。由于耽误了治疗时间，聪明、懂事、有才华的二叔就这样失去了生命。

从我记事起，还没有成家的五叔就是生产队里的会计。五叔算是小学毕业，在那时就是不错的学历。五叔会记账，会算账，特别是打得一手好算盘，他甚至会双手同时打算盘。每年生产队里购进了多少农具、用品，销售了多少粮食、油料、棉花，收入多少钱，都需要他来计算。最难算的是，每一家一年到头挣了多少工分，折合多少钱；每一家全年分了多少粮食、分了多少油料、分了多少柴草等，折合多少钱。最后要算出来生产队里全年收入粮食、经济作物等的数量，收入多少钱，是余存多少粮食、多少钱，还是亏了多少钱。每一家每一户年终是盈余多少钱，还是亏了多少钱，都要清清楚楚，不能出错。收获季节里，每收完一样，就要分配一次。甚至是每收获一部分，就分配一部分。收获之后，首先要留够上缴国家的，留够生产队集体公用的，剩下的分配给社员。给社员分配东西的时候，有时是按照人数，不分大人小孩，人人都有。有时是按照挣到的工分数量多少分配。还有时是人头和工分各占一定比例分配。这些分配方式对于会计业务能力不强的人来说，真的难以应对。这么多样的收支分配，在没有计算器的时代，首先要头脑清楚，其次要计算得力，最重要的就是算盘一定要过硬。五叔从六十年代开始做会计，一直做到分田到户后的九十年代，由此可见其会计业务能力之强和算盘水平之高。

我从入学到十几岁离开老家外出上学和高中毕业后又回到老家接近一年的时间里，一直在跟着五叔学习打算盘。在学校上学的时候，没有机会学习算盘，是五叔教会我打算盘。我的算盘一直没有学到五叔的水平，但在我进入工作岗位以后，仍是我的一项技能，为我增添了不少光彩。

按一般人的想法，打算盘很简单，特别是加法、减法。在实际的学习中，打算盘有规定的口诀，也有学习的技巧。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说的一句话：三下五去二，一退六二五等就是打算盘的口诀。学习算盘过程中 既有学习技能的动力，也有学习的乐趣。初级阶段，学习加法运算，先是打“三遍九”，然后再打“九遍九”。

“三遍九”打法是在算盘上先用算盘珠子摆出一到九的数字，然后用加法按一到九的顺序，见到什么数字就加一个什么数字，连续加三遍。这个时候比较神奇的事情出现了，开始是一到九，现在变成了九到一（最后一个数字不是）。

“九遍九”打法是开始也在算盘上摆上一到九的数字，然后按照这个顺序，每一次都是加上一到九，一直加九遍。这时也出现了神奇——数字还是一到九，只是整个数字向前移动了一位。这些不太复杂的事情却引起了小小年纪的我学习的兴趣。

学习除法时，背诵口诀，经常练习，五叔还教我学了“狮子滚绣球”。五叔说，老人们都讲：学会“狮子滚绣球，走偏天下无对头”。可见，这种算盘技法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狮子滚绣球”的打法是用1除512，用2除1024，用3除1536，以此类推。除数越大，难度就越大，水平自然就越高。

我的算盘技术不断提高，慢慢地可以替五叔算一些不太复杂的小账了。五叔作为生产队里的主要劳力，主要任务是下地干活，算账只能在农闲和下雨出不了工的时候去做。生产队里有一个菜园子，专门有一个人负责种植蔬菜。菜把式不识字，更不会算账。只要收获蔬菜后需要分配时，就需要会计来算账。每到这个时候，五叔若是腾不开身子，就让我替他去计算分配蔬菜。此后一段时间，十几岁的我俨然成为了五叔的会计助理。

五叔教我打算盘一直是耐心指导，不厌其烦。我的每一点进步都融进了五叔的心血和深情。在日常的生活中，我还跟着五叔学习了用荆条编箩筐，用高粱杆的外皮编织席子。在生产中，跟着五叔学习粉碎红薯过滤做粉面（淀粉），用粉面手工加工粉条等生产技术。

因此，我跟五叔也有着父子般的情谊。在我十一岁的时候，我作为“押车娃儿”，跟着生产队的牛把式，赶着牛车，清晨一点左右出发，赶到十几公里外的地方，接来了五叔的新娘——五娘——五叔成亲了！

五叔成亲后，四个弟弟妹妹逐次来到人间，他们从此也如我的亲弟弟妹妹一样，我们亲密相处了几十年。每次回老家，五叔都是没有什么过多的话语，更不会讲什么客套话，只是默默地准备招待我们吃饭，用袋子装上花生、红薯等地里的农产品，放到我们的车上。五叔的亲情度和亲切感始终没有一点改变。

不幸的是，三年前，五叔突然患病，并且是胃癌晚期。一大家人无不焦急万分，积极做检查，找名医，想办法。在他住院准备手术期间，我住到医院病房陪他。在他病情复发再次住院时，我带着剃须刀剃去他因心情不好和病痛折磨而不让剃的长长的胡须，使他脸上露出一些笑容。

五叔虽然实施了手术治疗，切除了无法保留的胃等器官，仍然没有能够使五叔的生命得到有效的延续。本来一直身体强健的五叔，在七十二岁上就离开了我们。

五叔走了，带走了他的算盘技术，带走了他的亲情，带走了他的慈祥，却留给我们一片伤痛，一腔遗憾，不敢回味。

2021.08.08 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