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九天上，人鬼瞰重关。长风怒卷高浪，飞洒日光寒。”这是宋代元好问在《水调歌头》中关于黄河凶险壮阔的描写。

黄河——这条中华儿女的母亲河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明。无数历史中流淌着的瑰丽的艺术、灿烂的歌颂，无一不透着这一方土地的人们对于黄河的敬仰。

在历史辗转的巨轮中，它左右了中华民族的社会构成、农业发展、饮食习惯等，刻在我们千百年前的祖先身上就流传的基因密码里，流传至今。

一起被孕育出的还有众多的以黄河为生的职业，黄河渔民、黄河河工等，其中，最为神秘的就是“黄河捞尸人”。

黄河捞尸人，也被坊间称为黄河水鬼。

“万历十年，千舟半渡，一风而尽，尝一日而毙千人，浮尸无算，惨不忍言。”这样的故事在黄河逾千年的激浪中层出不穷，在风浪水患中失去亲人的人，想要找回亲人的遗体，就要求助黄河捞尸人。

说起来，这是一门非常古老的职业，由民间兴起，再由官方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度回归民间。后来，新手干一次要怕上好几天。

民间义渡 救生捞浮

唐代刘恂曾在《岭表录异》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比侯则飓风必发，故呼为‘飓母’。忽见有震雷，则飓风不能作矣。舟人常以为候，豫为备之。”

舟人就是指在水上摆渡之人，也是如今的“黄河捞尸人”最初发展的雏形。黄河流域两岸的人民早期大多靠捕鱼为生，在渔闲时期，善良的人们会用自己的小船载人横渡黄河，不收取一文，称为“义渡”。

义渡在早期大多流行于民间，是自发的一种行为。哪一个地方有一个义渡地点，周围的聚集村落乃至赶路驿站都会知道。

每一个义渡点在周围的广为流传又顺应的衍生出“义捞”。对于这些熟悉水性，又有船只的寻常百姓，既能自发与邻里为便，也断然不会拒绝人命关天的请求……

黄河流域的周边居民家中有人失踪到处不见其踪影，最后大都会指向一种可能——失足落水，那失踪之人其亲属家眷这时候都会直接找到义渡处寻求帮助，其所谓“义渡”与“义捞”割舍两相难。

往往寻求帮助的人家不论其是否捞到了所寻之人，都会给予一定的辛苦费。不论如何，给与不给，收与不收，全凭双方个人心意。

对于义渡义捞的人来说，渡人与救人自己也是会承担很多的风险的。船只的损耗关系着渔期的生活支出与生活来源，在阴晴不定暗流涌动的黄河中行驶渔船下水捞救更是关乎着自己的生命安全。

但对于以一个“义”字当头的义渡人来说，在日复一日的循环往复中，“义”这个字——已经是使命般的存在了，连如今，黄河两岸也依然存在很多义渡了几十年，并由儿孙继承弘扬的“义渡人”。

官方统一 分文不取

唐代诗人孟浩然留下了 “江风白浪起，愁煞渡头人”的诗句。这足以说明在真正遭遇汛期、险情、突发极端天气状况的情况下，义渡义捞这种仅凭个人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的善举绝不足以救死扶伤。

据史料记载，唐天宝十年（722年），一次就有数十艘渡船沉没；

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一艘渡船离岸不久即遇上风浪波涛，连艄公在内的46名渡客无一生还；

风浪里的历史故事最为留名的还是要数明万历十年（1582年）的一阵狂风，呼啸而来片刻间竟摧毁了千余艘漕船和民船……

一直到南宋乾道年间，渡船死人的事件还在延续，活生生的例子让**也渐渐注意到这一实质性的需求，在时任郡守的蔡恍的组织下，建造了5艘抗风能力很强的大型摆渡船，各船分别竖立“利、涉、大、川、吉”作为标志，并限定载客人数。

所行之事与义渡一样，摆渡来往的过路人，在有险情时提供救人捞尸。这就是首次见诸史册的官渡和救生性质的渡船，也是后来世界上第一个水上救生组织——救生会的雏形。

发展至明末有了“救生义渡红船”，清朝初年有京口救生会、清末有焦山救生总局。

这种民间组织或官民一同组织义渡义捞的船只船上的管理、舵手、水手人员的薪金、赏钱，包括船只的养护等都由社会各界众筹而来，也因此在当时浮现了一批终身不断为慈善事业奉献一生的乡绅世家。

由社会各界义士组织义捞，官方继续义渡开始，渡捞分离至今。

时代更迭 世事变迁

在过去民间组织或官民组织的机构里有过这样的规定：“各滩如救获一人，视其行李荡尽者，发给路费一串文”，而救生捞浮的人员则是每救活一人，会得到官府或民间组织的赏钱，在500 文到2000文之间。正常情况以 1000文最为普遍。

如果在黑夜或者水上狂风暴雨等恶劣天气的情况下，赏钱还会有所增加。而不幸溺亡的落水者，或由上游冲刷下来的无名浮尸，每捞起一具，也有相应的赏钱。

在各个机构或沿岸各地的记录中都有很多具体的记载，如：“光绪七年水手萧兴顺捞得男浮尸一具，得抬埋钱800 文；水手董含良等捞得浮尸一具，除立木牌100文外，得抬埋钱800文。”

各个地方对于赏钱和拨款的具体规定不一，每捞到一具浮尸有些地方除了会赏给水手抬埋钱八百文外，还“施给棺木一具，约钱700文”、“给立石碑一块，每块约钱100文”，“拨以安埋钱，约500文”。为此，地方官府还购买了许多义地来收瘞。

而最重要的规定则是，“不得再向救起之人或其亲属需索分文”、“无论救生船、渔船均不得私向所救之人、或其亲属索谢”。

捞浮之后的公益收瘗反映了当时的人对亡灵的敬重，哪怕是一具辨认不清不知姓甚名谁的浮尸，这更是反映了传统时代救生捞浮这一活动以人为本的底色。

曾经，不论是码头渡口的义渡义捞渔民、后来的义渡义捞的官方组织，再到民间的救生捞浮组织，都是一个“义”字当先、“善”字当先。而如今，传统变迁时代更迭，捞浮人的现状以及生存形态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

设漂拦截 挟尸要价

2009年10月24日，湖北荆州在校大学生方招、何东旭、陈及时，为救助溺水儿童三人不幸溺亡的事件当时在网上引起过关注。打捞到尸体的人不顾溺亡者是因见义勇为而牺牲，强制性向溺亡者家属收取了3.6万元的捞尸费。

后续的事件持续曝光发酵，重新把这份逐渐没落的职业从被遗忘的历史角落带回到人们的眼前

如今的黄河捞尸人大多是多人一起像组织经营机构那样组建一支捞尸团队。捞尸人们捞浮尸不似最初民间个人兴起的义捞，属于受人之托；也不像后来的机构组织，经费统一由机构或官府承担，经费来源于社会各界的慈善款项。

捞到浮尸后，他们只能自行了解死者的身份信息然后主动联系其家人，酬劳由其家人支付。一般开价500到三万之间，视死者家庭情况而定。

捞尸人们每天一大早就会驾驶着小艇、小船，去黄河上某一个拐弯或截流处，去查看自己头天晚上布下的浮漂网。网留住的有塑料袋、塑料瓶、各种垃圾、和上游飘下来的尸体。

发现尸体后捞尸人们会翻找尸体的随身物品，看有没有身份证、电话本等物品，有手机的就会拆下卡换装到另一部完好的手机等待电话打进。在联系到亲属或有人现场来认领之前，尸体都会被拴起来固定在水中的一个地方，任其漂浮。

如果联系上了亲属，在认领的时候都会让亲属支付一定的“油钱”，只要有人来认领一般都会有几千元的收入，来者贵气则是直接开价上万，不给钱则不打捞。

那么对于找不到身份信息或无人认领的尸体来说，结局往往是被栓起来放任其在水中漂浮20来天，等到膨胀腐烂到无法辨认的时候解开绳子，任其继续往下游飘去……

黄河发大水的时候一天甚至能拦截20多具无名浮尸，根据如今还在从事捞尸人工作的老魏所说，每年捞尸人能捞上来60至100具尸体。这其中有多少被认领走了，又有多少被下放至更下游的水岸死而不得安宁呢？

传统不再 恨而难舍

对于现如今的捞尸人来说，人伦道德与自然环境都是他们要面临的话题。

在通讯不发达的古代，发现了这样的浮尸，一般都不会有希望找到亲属，更别说蜿蜒5464公里的黄河水域了。于是人们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出于对生命的敬仰和对逝者的尊重，义务捞浮，入土为安。

可是如今，社会需求依然在，但社会的支持已经不复存在，新时代的来临让千里之外有如隔墙，那么是否是需要有人来为捞尸人的劳动买单呢？

据黄河兰州段多个捞尸人居住的村落里村民所说，由于长期都有浮尸被栓在岸边，尸体无人认领时只能泡在水里等待腐烂变质，对当地的水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只能通过窖藏河水，化学净化和过滤等手段来等待可以饮用的水。

对于周围的水电公司，当地派出所来说，这些浮尸也是一个**烦，影响水电公司运作，对于派出所来说每发现无名浮尸他们都要审查来源，查询不到结果也只能任其继续漂流。

也有“寻亲人”人口述过：“翻开看一下200元，捞上来6000元，否则就泡在水里”。

挟尸要价固然值得批判，但是，水质污染、水电站运转成本增加、派出所警力浪费，这一切的最后，那具可怜的无名浮尸还是只能继续在水里持续腐烂，是否是劳民伤财又毫无所得呢？这一切只能看到捞尸人通过尸体得益的一部分吗？不尽然。

规范管理捞尸人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整个社会对于生命的尊敬，才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曾经，黄河水边的义渡起源于一个人对于“义”的责任感，后来黄河水边的义捞起源于一群人对于“义”的维护和发扬。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

如今时代变迁，人们的生活在变得更加便捷、人们的思想开始进入更高的维度的同时，为何对生命的敬仰对万物的敬仰落到实际的社会中，落到每个人的生活里的时候，一切只能看到利益和推脱呢？

问责是无意义的，逃避也是无意义的。社会如果只看到捞尸人的“高酬劳”，只有对捞尸人的“道德审判”，那么一切与生死有关的话题，都只会逐渐轻如鸿毛。

唐代诗人杜甫早就告诉过我们：“博望沉埋不复旋，黄河依旧水茫然。”不论时代如何变迁，这条灿烂壮阔的水域依然跟随日出泛起粼粼波光，随着几万年前的气候习惯泛起汹涌波涛。

它不理会时光，在这颗耀眼的蓝色星球上，自顾自地美丽，一淌，逾百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