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4月12日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日当天，一个涉嫌反犹主义的说唱组合获得素有“德国格莱美”之称的回声音乐奖，引发德国社会的巨大**，最终导致该奖被停办。4月17日，一名男子因为佩戴犹太小圆帽在柏林街头而遭到三名**男子的辱骂和殴打，录像上传至**后引发德国多地**。

自1960年代始，纳粹屠犹成为德国文化纪念的中心，对大屠杀的记忆成为现代德国身份的一部分。而近期中欧传统的反犹主义和**对犹太人的敌对态度在德国频现，触及了德国社会的终极禁忌，也折射出当代德国巨大的身份认同危机。

当代德国大约有2250万或五分之一的人口有**的血统，拥有约500万的**群体，随着2015年叙利亚难民的进一步涌入，身份认同之间的龃龉愈发凸显。对于****而言，大屠杀始终是别人犯下的罪行，他们没有义务纪念，也不理解如此强烈的禁忌意识，他们的文化背景是阿以冲突，而非纳粹屠犹。

六十年代发明的身份政治在今天引发难以驯服的冲突，身份政治的初衷本是期待完全个人的生活方式，最终演变为族群和认同之间的对抗。六十年代世俗化的遗产也逐渐式微，宗教回到舞台的中心，重获早已丧失的影响力，小圆帽、十字架和头巾成为一场文化战争的象征。4月24日，巴伐利亚州州长宣布十字架是巴伐利亚历史文化身份的一种表达，并要求所有州**大楼入口处悬挂十字架。随着德国身份的确定性消失，右翼民粹主义和保守势力开始运用**教传统对抗外来的非西方的异质性文化力量，以笼络选民。

本文梳理了近期德国的文化战争相关的时事，并回溯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遗产与今日事态的关系，试图在身份认同的迷雾中思考“德国身份”的本质内涵，最终本文仍坚持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表达了对普遍主义的怀疑。本文原载于2018年5月3日德国《明镜》周刊，作者包括Laura Backes、Jan Fleischhauer、Jan Friedmann、Lothar Gorris、Sebastian Hammelehle和Jérôme Lombard。

社区，一个唤起舒适感和熟悉感的词语，一个狭小的温馨区域，或者至少是一个没有公开冲突的地方。赫尔姆霍尔茨广场（Helmholtzplatz）是柏林的一个微型社区，也是首都最著名的街区之一，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赫尔米”（Helmi），它是宽容和国际生活方式的中心，在这里，英语与德语相匹敌，成为人们最常用的口语。自从前几年老鼠问题被消除后，世界公民们就能在此彻底安逸地生活，至于困扰其他人类的冲突，他们只能摇摇头表示无奈。

这至少持续到了4月17日星期二那个温暖的春日傍晚。当天晚上，有着**人、犹太人和****血统的21岁以色列人亚当·阿默什（Adam Armoush）进行了一项大胆的实验。他最初来自海法（以色列北部港口城市），在德国生活了三年，三个月前搬到柏林学习兽医。他有许多犹太朋友，但其实并不特别关心中东的敌对现状。一个熟人送给他一顶犹太小圆帽（kippah，音译为“基帕”），但警告他在柏林的街道上戴这顶帽子很危险。亚当不以为然。

于是，他戴着犹太小圆帽和朋友一起出门，向赫尔姆霍尔茨广场出发。在他快走到广场时，遇到了三个**男子，他们开始侮辱他。阿默什打开了智能手机的摄像头，而他拍摄的这段录像如今成为了当代德国的历史性记录。

其中一个男子是19岁的叙利亚人，他开始用皮带抽打亚当，一遍一遍地大喊：“犹太人，犹太人。”录像显示他在亚当身上反复抽打推搡，镜头摇摇晃晃，还能听到亚当说：“我正在拍你，我正在拍你。”过了一会，另一个人来了，把攻击者赶走了。然后亚当对他说：“犹太人或者不是犹太人，你必须处理这件事。”这段是视频的时长只有47秒，但它发布当晚迅速蹿红。47秒的视频将德国的许多问题——即便不是所有问题——摆上了台面。

崩塌的绝缘

长期以来，德国人一直试图让自己绝缘于世界其他地区面临的问题。自2005年以来，选民们反复推举一位曾为实现这一愿景而付出了艰辛努力的总理，以确保德国在总体上成为“赫尔米”一样的地方。这个超大规模的社区是如此国际化和自由，甚至在2015年夏天准备好接收近百万难民。

但现在，这种绝缘似乎正在崩溃。而宗教，这个在德国早已丧失其重要性的东西，却重新站到了最前线。宗教又一次在世界上扮演了强力的角色，甚至在德国最田园牧歌的社区中也能感受到。

结果是，任何关于今日德国的讨论都必须将犹太小圆帽、十字架和头巾纳入考虑。乍一看，他们都是宗教的象征，但如果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会发现它们同样也是这个国家身份的象征，或者至少是人们正在寻找的身份。

许多德国人很难说出这个身份到底有何内涵。德国宪法中规定的价值显然是其中一部分，但除此之外呢？对垃圾分类的痴迷，就像最近德国难民帮助组织（Pro Asyl）在难民指南中极力宣传的？还是德国人的守时？抑或是众所周知的效率？

绝大多数人可能会同意，对纳粹罪行的记忆是德国身份的一部分。大屠杀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污点，而这个国家选择不对此保持沉默，并使其成为德国文化纪念的中心，这是思想自由的德国喜欢自我标榜的成就。

对欧洲犹太人的谋杀是终极的禁忌。那些质疑这一禁忌的人超出了社会所能接受的范围，这也同样适用于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缩写AfD）。另类选择党图林根州分会的负责人约恩·霍肯（Björn Höcke）在2017年1月说，柏林的大屠杀纪念馆是一个“耻辱的纪念碑”，并鼓励德国人减少对战争罪行的关注，这对他在该党内部的声望造成了永久性的损伤。

但能否要求外国**也采纳德国文化认同中这一重要因素？毕竟，德国****家庭中的父亲跟大屠杀有什么关系？他何必要送孩子去奥斯维辛集中营参观？对生活在德国的500万**来说，大屠杀是别人犯下的罪行。

也许亚当·阿默什戴犹太小圆帽上街的行为是幼稚的，也许这只是一个愚蠢的巧合，在柏林的某个地方，一个**人仅仅因为另一个人戴了一顶犹太小圆帽就把他误认为是犹太人。也许你可以把这段视频看成是一个孤立的不幸事件。但亚当的47秒最终发展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充满暗示的力量——犹太人在柏林的大街上被反犹分子毒打。

对现代德国的重大打击

这47秒是对战后开明、现代和自由德国的重大打击。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主席（Central Council of Jews）主席约瑟夫·舒斯特（Josef Schuster）此后警告人们，不要戴着犹太小圆帽在街上行走，这也是对一个开明国家的重大打击。

但这47秒之所以成为对开放和容忍的严重打击，还有另一个原因，因为这段视频中的年轻人来自叙利亚，2015年作为寻求庇护者浪潮的一分子来到德国。

赫尔姆霍尔茨广场攻击者的名字叫克南·S（Knaan S.）。在事件发生两天后，他向警方自首，他必须出庭受审。他被指控犯有严重的人身伤害和侮辱罪，根据德国法律，这应该受到惩罚。据报道，他的家人有巴勒斯坦血统，克南住在柏林郊区的一家难民旅馆，他的脸书资料表明他是单身。他和SV Stern Britz 1889球队一起踢球。他的脸书封面是柏林勃兰登堡门前的一场亲巴勒斯坦****，而他个人主页上有一张年轻人举着火箭推进榴弹和机关枪的自拍。**上有克南和另一个住在柏林的巴勒斯坦犹太人一起制作的短片，短片试图向警方解释发生了什么，视频上方的一条文字写道：“我们并不仇恨犹太人。”但是这段**语的视频并没有解释发生了什么。

这段47秒的视频很可能令人深感不安。70年前，德国人把犹太人送上死亡列车，2015年，叙利亚难民坐上了前往德国的自由列车。大多数德国人对他们给予了巨大的欢迎，这可以被视作为纳粹祖辈的罪行最后一次赎罪——但现在正在生产出早已不被允许在柏林和德国存在的事物：反犹主义。

让事情更令人担忧的是最近关于德国**反犹主义的大量报道。有报道称，一些犹太学生在柏林几所学校受到欺负。然后是4月中旬的大规模丑闻，素有“德国格莱美”之称的回声音乐奖（the Echo Award）颁给了歌曲中包含反犹歌词的说唱歌手高里加（Kollegah）和法里德·邦（Farid Bang）。在两周内，愤怒的情绪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回声奖被完全停办。

德国的形势变得复杂起来。以前的确定性正在消失，旧的战争正在重启。例如，在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索德（Markus Soder）的内阁最近采取行动，要求在每个州**大楼的入口处展示十字架。在4月24日的内阁会议之后，这位巴伐利亚州州长自己迈出了第一步，在州的首府大厦的接待处安装了一个十字架，摄像机拍摄了这一事件。在**大楼里，十字架与蓝白相间的巴伐利亚州旗保持着相近的地位。内阁的决定宣布，这是巴伐利亚历史文化身份的一种表达，是“**教-西方文化遗产的基本象征”。索德说，这不是一个“宗教象征”，更多与“人们保持自己身份的渴望”有关。

文化战争

索德领导的**教社会联盟是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领导的巴伐利亚姊妹党，它一再强调，它更多将十字架视为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象征，而非宗教象征。1983年，为了支持新当选的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回归保守的价值观和道德的运动，基社盟的内政部长弗里德里希·齐默尔曼（Friedrich Zimmermann）亲自出面干预，削减了一部被视为亵渎神明的电影的**补贴。在电影的一个场景中，导演兼演员赫伯特·阿克特恩布希（Herbert Achternbusch）扮演的耶稣从十字架上爬下来，要求被给予“狗屎”。

尽管这一场景亵渎神明几乎是没有疑义的，但当时齐默尔曼的行为却是一场充满侵略性的文化战争的表现，它成为了激烈辩论的主题，知识分子将其视作反动倒退。但齐默尔曼的举动得到了天主教会的支持，包括后来成为教皇的约瑟夫·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

同年，巴伐利亚州**再次将耶稣受难像用于政治象征，下令在公立学校的每一间教室里悬挂十字架。不过在一群父母提出质疑后，德国最高**最终裁定，该规定是违宪的。

在这里，索德将**教十字架用于政治象征，这一事实当然可以归结为传统。皮短裤、发泡啤酒、oom-pah-pah乐队、十字架：这些不都是巴伐利亚的一部分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然而，索德的提议也是一种试图讨好极右势力的尝试，在这场为西方而战的斗争中，它严重依赖于**教文化的象征和传统——或者至少是它认为的西方的象征。在这场战役中特别活跃的是艾里卡·斯坦巴赫（Erika Steinbach），她因担任德国“被驱逐者”联盟的主席而出名，所谓的“被驱逐者”指的是二战后被东欧地区驱逐出境的德意志民族定居者。斯坦巴赫是默克尔的基民盟的成员，但今天她被认为与另类选择党关系密切，尽管她不是正式成员。斯坦巴赫在推特上抱怨说，大型百货连锁店销售的巧克力复活节兔子在收据上被称为“传统兔子”。她曾哀叹在，石勒苏格-荷尔斯泰因州（Schleswig-Holstein）埃尔姆肖尔（Elmshorn）的圣诞市场现在被称为“灯节”。事实上，**上对圣诞市场的愤怒正在病毒式传播，埃尔姆肖尔市长收到几十封仇恨邮件——其中一些人忧虑的是另一件事，那就是“灯节”宣传材料上的小天使是个黑人。

当然，一个人可以简单地将这些愚蠢行为付之一笑。但是这些运动背后有一个体系。在法国，斯坦巴赫式的十字军东征将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推为主流政党，因为它试图在圣诞节宣传传统的**诞生形象，并公开表示对学校食堂里没有猪肉的现象感到愤怒。

乍一看，这些似乎都与实际的十字架没有直接联系。但这里的利害关系比正确的信仰更重要。小圆帽、十字架和头巾是一场文化战争的象征，它标示一个社会的身份——就像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这一身份在近几十年在德国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德国大约有2250万或五分之一的人口拥有**的血统。现在我们发现自己在努力确定我们是谁，我们曾经是谁，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担任内政部长期间，托马斯·德·迈齐埃（Thomas de Maiziere）对“我们不想变成什么”这一问题有着相当清晰的认识。2017年，在定义德国的主流文化（Leitkultur）的辩论中，他为《星期日图片报》（the Bild am Sonntag）撰写的专栏文章中提到：“我们不是布卡（**国家妇女穿的蒙面长袍）。”很容易将德·迈齐埃的主张斥为民粹主义，也可以说他试图挖走另类选择党的选票。也许这就是他的目的。

“我们时代的**主义”

但关于布卡的议题还要稍微复杂一点。一方面，它是**的象征；另一方面，它与开明的西方女权主义观点相冲突。布卡和头巾等同于宗教符号吗？还是说，它们只是前现代的狭隘的父权制的遗物？如果一个女人穿什么出于她的自由意志，那么年轻的女权主义者不会天然反对头巾，但一些更加传统的女权主义者，比如德国最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艾丽斯·施瓦泽（Alice Schwarzer）已经提出公然的反对。2015年新年前夕，科隆发生了大规模性犯罪，施瓦泽甚至还说，**教的意识形态将暴力侵害妇女正当化。她还将**主义描述为“我们时代的**主义”。

一般而言，德国人在指责其他文化、宗教或国家是**之前，应该三思而后行。但政治**的历史也是镇压的历史之一。保守**教的意识形态复兴始于1979年的伊朗革命，接着1989年的法特瓦（fatwa，**宗教命令）要求追杀《撒旦诗篇》作者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这本书亵渎神明吗？现代性的中心成就之一就是亵渎必须被容忍。

1751年，巴伐利亚州的法条仍规定将屡教不改的异端分子斩首。而在那以后，巴伐利亚已经取得了进步，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取得了这样的进步。

头巾是这种形式的**教的准确象征吗？或者它更像是一种仇外心理的晴雨表？富尔萨（Forsa）民调机构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四分之一的德国人认同**教是“令人畏惧的”。2010年，整整73%的德国人认为**教与西方世界格格不入。曾在默克尔内阁中担任德国内政部长的基社盟领导人霍斯特·泽霍费尔（Horst Seehofer）今年3月表示，居住在该国的500万****属于德国，但**教并不属于。这是他出任内政部长后所讲的第一件事，而默克尔很快就反驳了他。她说，**属于德国，**教亦然。

现代版本的德国已经历经了将近整整50年的时间，这个正在与自己的身份进行斗争的国家于1968年4月和5月建立。4月11日，左翼学生**领袖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在柏林街头被枪杀，就在此前不久，通俗报纸《图片报》（Bild）向读者呼吁：“立即停止对年轻左翼分子的恐怖！”当年的复活节爆发了柏林的街头冲突，国家在5月下旬进入紧急状态，著名学生**组织“议会外反对派”（Ausserparliamentarische Opposition，缩写APO）将这一举动与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独裁政权的授权法案相提并论。

这是一场儿女针对他们父母的起义，一场针对德国纳粹的文化反叛，反对社会的狭隘和不开放。1968年的运动也犯了很多错误，包括极端边缘地带的恐怖主义，以及许多原教旨主义形式的共产主义倾向。

今日德国的基石

然而，今天德国的基石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奠定的。一个致力于反**主义、与以色列和犹太人团结友好的民主自由国家，一个争取平等权利的、寻求保护少数民族的国家，就像它试图保护环境一样，一个想要和平和行善的国家，基本上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国家。

如果没有那些之前所有的历史性年份，1933年和1945年，纳粹罪行和大屠杀，历史性的1968年可能永远不会到来。如果没有对几个世纪以来反犹主义大屠杀的明确承认，那么今天人们就不会那么确信地谈论犹太-**教文化。的确，那些谈论欧洲犹太-**教传统的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把犹太教排除在欧洲文明的历史之外完全是不可接受的，尤其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

二战中对欧洲犹太人的系统性屠杀被认为对1968年的事态发展是决定性的。在1963年法兰克福开始的奥斯威辛审判期间，广大公众首次面对大屠杀期间犯下的滔罪罪行。审判的结果之一是，大量年轻的德国人第一次认真地看待这些罪行——他们中的许多人得出的结论是，资产阶级与纳粹结盟。

他们对所有年长的权贵都失去了尊敬。毕竟，教皇对希特勒的罪行保持沉默。战后的西德在基民盟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领导下深受天主教和家长制影响。当时，教会在大多数时候都非常保守，但随着1968年的自由化运动的开展，教会的影响开始退潮。而今天，许多新教地区教会，甚至是天主教的主教教区重新回到中心，就像默克尔领导下的基民盟一样。

1968年最终取得了胜利。默克尔成为德国首位女性**首脑，为同性婚姻扫清了道路。2015年，默克尔也从布达佩斯接收了大量难民。最近一期《经济学人》的标题是“酷德国”（Cool Germany），尽管在同一周，高里加获得了回声音乐奖。该杂志写道，德国已经变得如此开放和多样化，经济成功，政治稳定，它可以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榜样。这种描述过于诱人而让人不敢相信。

在最新出版的关于1968年遗产的著作中，定居慕尼黑的社会学家阿明·纳斯西（Armin Nassehi）写道，除了对德国历史的持续反思，和广泛认识大屠杀对当今德国的到的影响外，今天的流行文化是当年的第三大遗产，尤其是它所提供的美学意蕴，使我们在保持进步和反文化的同时，减轻了我们不断反思的负担。更简单地说：如果你听流行音乐，你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不需要想太多。

没有天堂

高里加和法里德·邦获回声音乐奖，很难用一个更简明的方法来描述这一丑闻背后的困境。

1992年，回声音乐奖第一次颁发，德国唱片业协会想要推广“德国音乐”，当时颁给了赫伯特·格隆迈耶（Herbert Grönemeyer）和蝎子乐队（the Scorpions），还有名气不太大的歌手佩·维尔纳（Pe Werner）。26年后，两个名叫高里加和法里德·邦的说唱歌手获得了这一奖项，这与1968年开始的德国社会自由化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国家是文化多元的。然而，与许多1968年和后来的绿党的梦想相悖，这个文化多元的国家并不是天堂。在这个国家，民族认同的冲突也延伸到了流行音乐的世界。它也是犹太人和**之间冲突的温床——这些冲突由中东进口。

法里德·邦把他的身体与“奥斯威辛囚犯”进行比较，这是一个明显的污点。然而，高里加在一段音乐视频中展现了一个戴着大卫之星的恶魔仆从，却更明显地落入了反犹主义的范畴。在这个案例中，进口的**反犹主义与中欧传统的反犹主义并没有什么不同。

曾经有一段时间，十字架只是流行世俗世界中的时尚配饰。但是，关于身份的斗争早已进入流行音乐的文化。

在新德国诞生50年后，这个国家的环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主流文化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怀疑。这些怀疑来自那些要求回归**教价值观的政客们；这些怀疑来自****的后果，这最终会摧毁德国社会整合他们的能力；这些怀疑来自民粹主义者和另类选择党，他们更愿意忘掉纳粹统治下的12年；这些怀疑来自过去的恶魔，如今它们爬到了光天化日之下；这些怀疑来自全球性的独裁回归及其普遍主义冲动；这些怀疑来自最近几周引发的震惊，一个想要在犹太人和****身上做得尽善尽美的国家，只能被迫认识到，它所渴望的那种完美的世界其实并不存在。

什么让我们站在一起？

问题不仅在于，普遍主义的逻辑是达到了极限，问题还是1968年一代人发明的身份认同政治，它突然引发难以驯服的冲突。享受完全个人化的生活方式的权利以及受保护的期望，不应该仅仅适用于柏林的心脏地带，而且也必须有效适用于那些留在萨克森州村庄里的人，那里没有所谓的性别流体（gender fluid），萨克森方言是唯一的日常口语，大多数居民把票投给另类右翼党。

那么，什么是属于德国呢？是什么让我们站在一起？无神论者和犹太人、****和**，左翼和右翼，西和东，巴伐利亚人和萨克森人，城市居民和村民。谁来做决定谁属于德国，基于什么标准？德国的反犹分子属于德国吗？另类选择党的政客呢？把女人叫做“**”的大男子饶舌歌手？还是坚持自己与大屠杀无关的****？或者在反默克尔****中高呼“抵抗！抵抗！”的天主教原教旨主义者？我们可能不得不忍受以上所有。毕竟，不同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十字架、头巾和犹太小圆帽，应该可以随时随地地展示而无后顾之忧，在柏林的市中心，在嘻哈音乐会上，在巴伐利亚州首府大厦里。他们都是我们自由民主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