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起，《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正式实施9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法教席”主持人王云霞在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大讲堂，以“依法保障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为题解读了《条例》，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中轴线遗产保护立法?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中轴线遗产保护立法

10月1日起，《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正式实施。9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法教席”主持人王云霞在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大讲堂，以“依法保障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为题解读了《条例》。

为什么要用法律来保障中轴线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王云霞解释，中轴线上的文化遗产构成复杂，包括古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遗址、历史街区、历史道路和广场等要素。保护级别也不尽相同，既有故宫、天坛等世界文化遗产，也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有非文物建筑、其他物质形态载体，容易出现政出多门、保护标准不一的情况。

上位法和北京市规定之间留有一定的立法空间，这些法规有时候要求不完全一致，还有一些规定如《北京市公园条例》《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等，对于老街区内的文化遗产保护不一定十分有针对性。北京中轴线是作为一处完整的遗产地来保护的，但有一些遗产点有专门的保护机构，一些遗产点没有，缺乏统一的管理，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来统一规范中轴线文化遗产的保护。

中轴线《条例》的制定和颁布也是出于现实的需要。《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要求申报国必须建立有效的保护管理体系，包括法律、科技、行政和财政措施。国家文物局在2013年通过了《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规程（试行）》，其中第十九条规定，申报的遗产地必须颁布实施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专项法规和规章。对标公约及其指南以及国内相关申报要求，建立完备的管理机制，便于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能为中轴线申遗做很多事，可以多学习、了解、分享中轴线文化遗产的知识，参与、组织中轴线保护及申遗的相关活动，为中轴线传承发展出谋划策、贡献才智。”王云霞说。

《条例》建立了常态化统筹协调机制

新京报：《条例》有哪些特点，能够解决哪些问题？

王云霞：首先，它解决了保护机制的问题。因为中轴线文化遗产构成要素复杂，涉及的建筑形态、广场、城市空间保护依据不同，容易出现职责不清的情况。《条例》的出台便于让相关部门和机构了解自己的职责所在，避免出现相互推诿的情况。

比如，《条例》第六条规定，“本市建立北京中轴线保护议事协调工作机制，统筹、协调北京中轴线保护的重要事项。市文物部门主管北京中轴线的整体保护工作。规划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财政、文化和旅游、园林绿化、交通、水务、教育、城市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北京中轴线保护相关工作。”这条规定建立了常态化的统筹协调机制，并且明确了主管部门的职责，为中轴线文化遗产设定了保护机制，这是中轴线《条例》的一大特色。

其次，它用大量篇幅对“传承利用和公众参与”做了规定，虽然大多是支持性、鼓励性条文，还需要制定具体办法加以落实，但为传承利用、公众参与指引了方向，体现了对传承利用和公众参与方面的重视。

另外，《条例》没有规定比现行法律更严格的保护措施，尽量避免影响中轴线上人们的生产、生活，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居民的压力。

新京报：《条例》实施之后，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王云霞：应该尽快组织专家对中轴线文化遗产的价值进行阐释。有时候大家对于中轴线文化遗产价值的理解可能比较空泛，甚至会无限扩大，不利于中轴线文化遗产的保护。专家们应及时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将遗产价值诠释清楚，不仅能帮助公众准确理解遗产价值，树立遗产保护意识，导游、志愿者在向游客介绍中轴线文化遗产价值时也有了基本依据。

保护规划也需要尽快出台。《条例》中的很多保护措施都是以保护规划的存在为前提，如果不符合保护规划，需要采取措施进行整治。保护规划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即划定遗产区和缓冲区，区域内外的保护措施差别很大。只有明确了保护规划，按照保护规划所确定的保护方针、保护原则、保护方法去做，中轴线的文化遗产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此外，第六条最后一款规定，“北京中轴线保护机构具体负责北京中轴线的保护、监测、研究和展示等工作。”这个机构要负责中轴线文化遗产的日常保护、监测和其他工作，需要尽快建立。

发展和保护的矛盾一直存在

新京报：你一直在从事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相关研究，用法律保护文化遗产有哪些必要性和意义？

王云霞：文化遗产不是普通的财产，它是历史的见证，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是一种不可**、不可再生的珍稀资源。因此需要国家动用公权力对它进行保护，需要以法律来明确规范。

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还可能会涉及其他合法权利。对于可能影响他人合法权利的事项，需要通过法律来调整。一方面，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公共利益，需要用法律限制某些人的权利；另一方面，法律也需要对因权利被限制而受到的损失进行适当补偿。

新京报：目前，我国文化遗产保**律体系的构建情况如何？

王云霞：文化遗产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类。在物质文化遗产领域，1982年我国出台了第一部《文物保**》，后来经历了5次修正和1次修订，现行《文物保**》为2002年修订，共有80条，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第二次大规模修订。国务院也制定了一些行政法规，如《文物保**实施条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长城保护条例》《博物馆条例》等，将法律中的一些规定加以具体化，或者对某一类特殊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进行规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还有若干针对特定类型的非遗制定的法律法规，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中医药法》等。总体而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比物质文化遗产起步要晚一些。

新京报：用法律保护文化遗产，会面临哪些现实问题？

王云霞：发展和保护的矛盾一直存在。明明法律规定不可移动文物不能拆，有些地方为了经济发展，可能无视法律的规定，擅自拆除或者迁移文物。这次在修订《文物保**》的时候，很多人就提出，要让《文物保**》成为“长牙齿的法律”，强化**的责任，对一些失职行为进行追究。

新京报：北京作为千年古都，如何更好地运用法律保护好文化遗产，让“文物活起来”？

王云霞：需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要意识到文化遗产保护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要让文化遗产更容易被公众接近，并且用大家能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加以诠释。同时，也要让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为大众带来益处，比如古都风貌的恢复、公园的建设，能够让环境变得更美；基础设施的完善，胡同的微循环，居住条件的改善，能够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只有**部门和社会各界通力合作，文化遗产才能真正得到保护和传承。

资料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