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囚徒困境是这样一个故事：有两个罪犯是一伙的，被抓住以后关在两个牢房里，不能串供每个囚犯都可以采用两种策略：招供或不招供警察告诉他们：如果招供，就判一年徒刑，如果不招，被查明罪行属实，就判三年徒刑但实际上还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查无实据，立即释放于是两个囚犯的选择可以构成四种组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世界最可怕三大悖论?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世界最可怕三大悖论

所谓囚徒困境是这样一个故事：有两个罪犯是一伙的，被抓住以后关在两个牢房里，不能串供。每个囚犯都可以采用两种策略：招供或不招供。警察告诉他们：如果招供，就判一年徒刑，如果不招，被查明罪行属实，就判三年徒刑。但实际上还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查无实据，立即释放。于是两个囚犯的选择可以构成四种组合：

表中每一格的两个数字对应该策略组合下两个囚徒的支付（效用）。对于甲来说，如果招供，肯定判1年；如果不招，有可能立即释放，也有可能判3年，这取决于乙，但乙会不会招供呢？不知道。甲不招供，好处大，但风险也大。于是甲会想：“如果我不招，你招了，那我判3年，你判1年，你得好处，让我倒霉，那不行。”所以甲这样比较之后，选择招供，乙也是一样。

作为旁观者，我们看这四种支付，会认为都不招对他们是最好的，但他们却不会选择这种结果。囚徒博弈选择不到最好的结果，即达不到帕累托最优，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由囚徒之间的组织关系决定的，两个人之间没有义务关系，如果你害了我，我不能把你怎么样；我害了你，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于是造成这个系统的功能很差。义务关系决定组织效率。

当一群难民面对一伙强盗的时候，难民人数再多，也会四散奔逃。如果难民团结有可能战胜强盗，为什么不抵抗呢？原因是没有自信，而强盗很自信，他们相信自己的组织效率很高。难民没有自信一般是基于过去的经验，有人曾经抵抗，但其他人袖手旁观，于是抵抗必死。强盗在战斗中总是团结一致，于是无往不胜。这两种不同的行为是两种博弈的结果。在难民这个系统中人与人之间没有义务关系，见死不救不会承担任何责任。而强盗之间有义务关系，如果见死不救，就会被老大追究责任。

增进人的利益需要复杂系统，主要是需要社会组织，没有组织的人群效率很低。1900年北京十万义和团攻不下四百人防守的外国公使馆，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只能起破坏作用。有时候人民群众当中可以爆发出巨大的正能量，但前提是问题简单，是非分明。组织效率的提高需要社会组织的进化，首先需要科学的管理方法，主要是明确的责权利关系，或叫游戏规则，其次需要先进的世界观、社会理论和社会政策，第三需要英雄人物的智慧。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科学家经常在历史上起关键作用。

人民群众中多数人是普通人，知识、能力和修养有限，非理性的思想和情绪很容易大面积爆发，离开社会组织的约束，这些人有可能形成极大的破坏力，包括**和大屠杀。同时多数人都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良好愿望和无限热情，群氓中可能蕴藏着巨大的智慧，但离开了科学的组织方式，这些智慧就很难发挥正面作用。

很多统治者面对数量庞大的俘虏、持不同政见者或异族被统治者，总是难免疑虑和恐惧，于是以大屠杀的方式消除隐患。这样做不仅残忍，而且没有必要，效果适得其反。暴力经常是建立政权的唯一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暴力有一定的正义性，但大屠杀在任何时候都是反动和愚蠢的行为。满族以汉族几十分之一的人口维持了二百多年的政权。西方殖民者以极少的军队在印度和东南亚维持了数百年的统治。中国历代皇帝都不允许朝廷中的党派存在，任何人结党都被扣上结党营私的帽子。

达到帕雷托最优的关键是让组织成员承担义务，那么怎么才能让组织成员承担义务呢？需要激励手段，即奖惩。在良好的激励制度下，人们会以他人的利益为自己的行为动机。合作互助会得到鼓励，损人利己会受到惩罚。怎样才能建立激励制度呢？惩罚是强迫和威胁，所以激励制度的建立和执行需要权力保证。难民之中建立不起激励制度，因为没有权力关系。形成权力关系是组织的基础，而且是最主要的基础。

定理：正确的责、权、利关系是提高组织效率的关键，权力关系是建立责任和利益关系的基本保障。

我们经常用鄙视的语气谈论争权夺利，其实，争权是使组织高效的前提，是政治的核心内容。争夺权力需要暴力，所以军事是政治的延伸。

难民都不争权，人人平等，但他们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让中国走向富强不仅需要雷锋和鲁迅，更需要孙中山和**，亚非拉的贫困国家最需要的不是阿尔贝特·施韦泽那样的慈善家，而是象圣雄甘地那样的政治家。

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分析国际形势时经常把民族性格当成一个主要原因，这些人都不懂得这个道理。韩非子和马基雅维利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们的理论成为政治学的核心理论。虽然马基雅维利有很多荒谬的言论，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他高度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