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了解到勃朗特姐妹的人生故事，理解小说中人物复杂的心灵变化和她们背后所处的时代交替之后，就会明白，“在她们炽烈的文字背后，其实是相当粗粝的人生。可以说，她们的小说与诗歌，是踩在生活的荆棘上，流着血，蘸着泪写成的”。她们在作品中展示了探索两性平等的超前思想，但囿于时代，又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平等有着很多不同。

周颖，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女性写作面临多重困境

新京报：勃朗特姊妹都英年早逝，关于这一点，研究者有着怎样的解释？

周颖：安妮29岁辞世，艾米莉30岁，夏洛蒂活得最长，也不过39岁。她们生活在苦寒单调的山区霍沃斯小镇，那时镇上人均寿命是25岁，和伦敦一些最差的街区相仿。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种说法是当地水源很不干净，当时还没有修建密闭的排水系统，敞露的粪池极易造成污染露天的水管，水源对公共卫生和健康造成威胁。三姐妹所住的牧师公馆虽自带水井，因水井离教堂墓地很近，腐烂的尸骨也容易对水源造成污染。生计艰难也是导致健康不佳的原因。据说安妮出生后，全家陷入危机，父亲写信向皇家慈善机构求援。

新京报：除了面对批评和责难，女作家是否还面临其他困境？

周颖：女作家面临的困境其实是多重的，比如她们选择以写作为职业，就包含多重的阻力。了解一点夏洛蒂在职场中的经历，可以体会这背后的辛酸与无奈。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夏洛蒂曾将作品寄给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请求对方点拨，却得到不可沉溺于白日梦的劝诫。骚塞告诫她，“文学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女子的终生事业。她越是恪尽本分，就越没有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哪怕只是把它当作才艺或者消遣也抽不出工夫。”

研究者援引这段话，通常是为了佐证女性写作有多么艰难。但其实更值得留意的是夏洛蒂对待这个建议的态度。她将这封回信小心保存，并在信封上注明“骚塞忠告，永志不忘”。与此同时，她也不因为骚塞的劝诫就轻言放弃自己的追求，依然利用辛勤工作的间隙努力练习、笔耕不辍。

新京报：三姐妹的小说与19世纪英国的工业发展和社会进程有什么联系吗？

周颖：当然有联系。她们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正是英国工业革命发轫与发展的时期。霍沃斯紧挨着工业区，东邻布拉德福德和利兹，南毗哈利法克斯。这个哈利法克斯，就是激发威廉·布莱克写下“黑暗魔鬼工厂”

（“dark satanic mills”）

的那个地方。正如《勃朗特一家》的作者朱丽叶·巴克指出，勃朗特时代的霍沃斯并非盖斯凯尔夫人笔下“与世隔绝，偏远无闻”的荒野山村，而是相对繁华的工业市镇，人口稳步上升，商业日趋兴旺。在父亲担任教区副牧师期间

（1820-1861）

，三姐妹正好见证了霍沃斯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发生的大变化。

资本化、工业化和商业化潮流，对勃朗特姊妹的写作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正是工业社会中女性谋生的需要，催生了她们作品中鲜明的自我觉醒和独立意识；也正是工业社会出现的各种现象，比如女性阅读习惯的形成，流通图书馆的设立和普及，日益商业化的出版市场，孕育了女作家成群涌现的社会土壤，使得三姐妹有机会成为作家。这是一个竞争与机会并存、压抑与希望同在的时期，三姐妹既处于商业文明与传统社会的冲突之中，也经历了现实的谋生需求与想象的文学创作之间的纠结和挣扎。工业革命带来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不仅催生出矛盾、焦虑、分裂的现代个体，也孕育出富于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的新型女性形象。

《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作者：（美）S.M.吉尔伯特、苏珊·古芭，译者：杨莉馨，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2月。

如何在今天理解她们笔下的题材

新京报：相较于两位姐姐，安妮·勃朗特的作品有些被读者遗忘。能否简单评价一下她的小说创作。

周颖：安妮也有铁杆粉丝，英国作家乔治·摩尔就很欣赏安妮。他盛赞其语言，将其处女作《艾格妮丝·格雷》称为完美散文体小说的典范，认为安妮的风格有类于奥斯汀，文字朴实，运笔冷静，特殊的偏爱甚而使他假设安妮“再多活十年，或可达到与简·奥斯汀比肩，乃至更高的地位。”安妮的另一部小说《女房客》打破了浪漫爱情小说的规定套路，突入习俗和常规的禁区，直面女性在婚姻中遭遇的困境，揭示夫妻双方在教育、财产、法律地位上的严重不平等，并大胆设想可能的出路。也因为涉足禁区，小说发表后连遭非议，连大姐夏洛蒂也说“题材的选择是一个错误”。

夏洛蒂似乎从未设想，自己眼里一贯温柔、谦和、退隐的三妹，在思考婚姻、教育、就业等社会问题上，实有勇敢、激进和超前的探索。《女房客》的艺术成就不及《简·爱》、《维莱特》和《呼啸山庄》，这毫无疑问。套中套的故事并不讨巧，书简与日记一分为二，嫁接得比较生硬，使小说有结构粗糙之嫌。但它语言优美，且比第一部作品内容更丰富丰满，表现手法也显得更成熟更有张力。1996年，BBC电台将小说改编成三集电视剧，收获不少好评，这或可说明安妮并没有被遗忘。

BBC剧集《女房客》剧照。

新京报：如何理解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自我”？《简·爱》中追求的平等，与现代女权追求的平等，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吗？

周颖：简宣告她与罗切斯特灵魂平等的那句话，对于等级依然森严的英国社会，无异于一声域外惊雷。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称它“不仅在道德上不合时宜，在政治上也是一场反叛”。毫无疑问，无论作者有意还是无意，这个宣告确实兼有政治和伦理的反叛性，但倘若借此推断简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意识，或者她与罗切斯特处于真正平等的关系，则恐怕是言过其实的臆测了。

简宣扬的平等，暂且不论能否跨越财产、身份和社会地位的鸿沟，至少有一个障碍尚未逾越——性别的不平等。19世纪初的英国，仍然是一个典型的男尊女卑的社会，女性尚未得到与男子平等的教育权、工作权、财产权和公民权。罗切斯特虽然别具慧眼，欣赏简的优秀品质，称之为与自己“相配”和“相似”的人，甚至认为她是“另一个较好的自我”，但是令他着迷的，仍然是简的“顺从”。

简对罗切斯特的态度也很复杂。罗切斯特那番关于“顺从”的绵绵情话不仅没有打动简，反而让她想起赫克里斯、参孙和美女的故事，想起他们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的厄运，进而联想到男子追求爱情甘为奴隶，婚后便要求重做主人的可能。在等待成婚期间，简也感受了关系的不平等，罗切斯特送礼物如苏丹王赏赐金银财宝给奴隶，令她颇觉烦恼和屈辱。

所以，爱情在简的眼里，与其说是基于相亲相爱的互助互敬，不如说常常表现为控制与反控制的一场较量或交锋。所以，简与罗切斯特之间是否存在真正平等的高尚自由的伴侣关系，至少在两人关系的前期，我觉得可以存疑

（至少前期尚不够，所以被放弃……最后的情形另当别论）

。但简是不会轻易受人支配的，这一点不用怀疑。她对罗切斯特爱得热烈痴心，却拒绝做他的情人，不单是担心人言可畏或后果不堪料想，更主要的，像她对自己说的那样，“越孤单，越无亲无友，越无人依靠，越是要尊重自己”。简渴望被爱被尊重被欣赏，倘若这一切都得不到，最后还有自重自爱，这是她立身的根本。

《简爱》剧照（1983年）

新京报：《简·爱》被译介到中国后，更多地被年轻读者视为一本经典爱情小说，你如何看待这种解读呢？

周颖：《简·爱》这部小说在读者心中唤起了巨大共鸣和反响，中国的读者尤其是年轻人很容易把它当成纯粹的浪漫爱情故事来阅读。勃朗特姐妹当然是书写恋情的高手，但也必须指出，她们对爱情其实有更谨慎的思考。凯瑟琳与希思克利夫的爱情可谓轰轰烈烈、惊天动地，而一旦得不到，它的残酷面便暴露出来。如果除了所爱的那一个，其余一切都不重要，那么当激情的爱火熄灭，刻骨的仇恨便如烈焰腾燃，不仅烧灼自己的心灵，也几乎毁灭下一代的幸福。而在《简·爱》里，激情

（passion）

和浪漫

（romantic）

等词汇也往往含有贬义。夏洛蒂在危险的不顾一切的激情与毫无感情的结合之间，替同时代女子探寻着情感的中道。每当“理性”和“激情”冲突时，简的意志最终是听从理性的指导，拒绝听任激情支配。但她对爱情的渴望并没有使她放弃对罗切斯特的审视和探究，这是她拒绝步罗氏旧情人的后尘，冒着巨大风险，坚定独自再“出发”的主因。

耐人寻味的是，简对幸福的追求连带出了“阁楼上的疯女人”的悲剧故事。她们命运的交织，在后世女性写作和文学批评中引发了经久不衰的思想回声。此外，小说刻意安排的疯女人情节，是作为英国士绅不择手段追求殖民地财富的恶果出现的，然而另一方面简最后获得经济独立也有赖于来自殖民地的财产。

（注：部分问题回复经由教授黄梅修订）

采写：宫子

编辑：徐学勤 榕小崧 风小杨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