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出门远行》犹如是一个具有奇幻色彩的”少年派漂流”，是当代先锋派实验作家余华的一部尝试之作，他打破了以往写实的传统，采用西方意识流、荒诞派等表现主义的写作手法对小说的语言、内容、形式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颠覆与创新。余华此后创作的关于暴力展演、死亡和苦难主题的作品都可以从这里寻觅到端倪。

一、语言的荒诞与梦境色彩

十八岁是一个特殊的节点，它意味着心理与生理都从少年迈向成年，这也是一个敏感的年纪面对自我认知与认知社会产生的困惑期，他的出行与西方的流浪汉小说颇有相似之处，余华将这个十八岁梦境般年龄的成长贯穿着全文。梦境般的语言与不可思议的事情串联，构成一个梦幻的旅行。

“马路起伏不止，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像一条船。”没有故事的起因，没有人物介绍，具体的时间地点不知道，开篇作者就将我们抛在了一个山区公路。如同梦境一般，如同抽象的画作，起伏的马路像贴在海浪上，主人公”我”犹如一条船，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我”要去哪里？不知道。荒诞的色彩从一开始就布满了全篇，如同西方荒诞派的喜剧《等待戈多》，荒诞派戏剧创史人尤金-尤奈斯库曾这样介绍荒诞：”荒诞就是没有目的……人感到迷惘，他所有的行为成为毫无意义、荒诞不经和没有用处。”

走在路上，”我”开始寻找旅店，为什么一定要寻找旅店，为什么一直走都找不到，旅店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象征着一个归宿，人在漂泊中寻找短暂的安歇与安全感，可是主人公我一直到小说结束时始终没有找到。他最终可以获得一份休歇与安详的地方竟然是遍体鳞伤且车座还被卸走的座椅，车的心窝还是健全的、暖和的，我的心窝也是暖和的。最后”我”说，一直寻找的旅店原来在这里，与前文呼应，又仍旧显露出荒诞不经之处。莫言曾把余华称为”当代文坛上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认为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一篇”条理清楚的仿梦小说”。的确，梦境的色彩贯穿着全文，真实与虚假的界限也是模糊不清的。

二、虚假与真实的界限模糊

“我终于搭上了一辆汽车，可是司机的车坏了，始终也无法修好，晚霞升起时，”我”的脑袋里长出了一个旅店，在寻觅归宿不到时，自身”生长出了”一个”归宿”，是自己给自己的，而非从外界获得的。

最开始是附近的人来抢苹果，”我”努力阻拦，却被打得鲜血直流，越来越多的人来抢苹果，甚至把对汽车动手，把汽车的轮胎玻璃都给卸走了，而此时的”我”已经无能为力，只能躺在地上看他们任意地抢走一切，汽车司机却对此毫无反应，甚至在嘲笑”我”。苹果从西方的《圣经》当中就被寄予了特殊含义，这里无疑也是如此，苹果象征着金钱，象征着利益。初入社会的我看到了人与人之间残酷的利益之争，没有秩序，对错的界限模糊，抗争着为保护正义的”我”却遭到了粗暴的对待，最终无力抵抗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抢劫，而本应抵抗的受害者却是一直在嘲笑着”我”。

这场斗争看似仍旧是梦的展演，但是在一次次斗争中又越来越接近现实，余华本人曾说：”人类自身的肤浅来自经验的局限和对精神本质的疏远，只有脱离常识，背弃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才能自由地接近真实。”《十八岁出门远行》创作于1986年，余华或许在此时已经预料到了经济的发展或许会带来的种种弊端。

三、温和笔触对国民性批判的继承

在《我的文学道路》中，余华指出川端康成对其影响非常大，”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几乎都是在学习他，他是我第一个写作的老师，要想学写作的话，学习作品是最好的渠道，没有更

好的渠道了。就是你自己去知道，什么样的作品能感动人，你就试图去写什么样的作品。我记得那个时候，伤痕文学还没有完全退潮，所以读了川端康成的《伊豆的**》以后，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人家写伤痕是这样写的，不是以一种控诉的方式，而是以一种非常温暖的方式在写”。余华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也是如此，作品中对于过去的文革没有太强烈的批判与控诉，只是隐微地透露着国民性批判的气息，冷漠的看客，残暴无知的庸众。

同时，余华也是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进行了较多继承，李劼在八十年代就已明确指出”在新潮小说创作，甚至在整个中国文学中，余华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鲁迅精神继承者和发扬者“，赵毅衡也曾论述到：”理解鲁迅为解读余华提供了钥匙，理解余华则为鲁迅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