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司马光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他的突出贡献就在于他所编撰的《资治通鉴》，这既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中一部巨著，也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杰作。

司马光

司马光年轻时就对史学书籍感兴趣，二十岁时，他一举考中了进士甲科。正当他在仕途上刚刚起步的时候，父母先后病逝，按照当时的礼数，他必须辞去官职回家服丧。于是，司马光和哥哥一起回到了故乡。在服丧的几年时间里，他读了不少书，写了不少评论古人的文章，了解了许多下层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他在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认真的总结评论时，也在探求历代统治者在统治方法上的利弊得失，总结经验教训，吸取精华，剔其糟粕，为《资治通鉴》的编著工作奠定了基础。

司马光不但善于阅读史书，他还悉心钻研历史，勤于思考。他在读书过程中发现自《春秋》之后的一些史书卷数太多，一个人就是用一生的经历也难以读完并说出其大致情况。由此，社会上的读书人就出现了弃难读易的不良倾向，势必导致许多繁难的典籍要失传的严重后果。鉴于此，司马光便产生了想编一本简明扼要的通史，便于人们用较短的时间就能掌握历史发展梗概的念头。有一次，他对刘恕说：“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韩、魏、赵为诸侯，下迄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成一家书。”可见，这时的司马光对于著书立说已经是深思熟虑、成竹在胸了。于是，在嘉祐年间司马光开始修《历年图》一书，并于治平元年修成，进呈给当时在位的英宗皇帝。从这部书的内容来看，它实际上就是《资治通鉴》的基本雏形。之后，司马光又用了两年时间编撰了《通志》，深得皇帝的赞赏。英宗皇帝也是一个非常爱好学习历史的人，他下诏命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可以接续《通志》并同意设立书局，由司马光自己选择地方、选择人员。这实际上又为《资治通鉴》的修成提供了一定的保证。书局成立后，地址设在了崇文院，司马光精心挑选了几位史学方面的英才，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三人先后成了他的得力助手。他们依据各自的专长实行分兵把口，草拟初稿，最后由司马光定夺成篇。这样，既保证了《资治通鉴》的学术价值，也保证了它在政治方面的观点一致性。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在编撰之前，制定了一个共同遵循的编修方法和原则，那就是先做丛目，然后修长编，最后由司马光勒定成书。这曾被人们形象地概括为司马光修书三部曲。

公元1067年，英宗病故。即位的宋神宗也是一个爱好历史的人，他非常重视历史经验，并和英宗一样极力支持司马光修书。他即位不久，便将此书赐名为《资治通鉴》，他主要是根据书中的内容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并亲自写了一篇序文，在第一次读此书时赐给了司马光，让他等书全部完成之时再写入书中。此时的司马光，依旧在朝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由于公务繁忙，没有足够的修书时间，所以修书的进度并不快，五年的时间修成七十卷，却还没到全书的四分之一。

公元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对此是极力反对的，他在给王安石连写三封书信进行劝说无效后，大失所望，清楚地意识自己不能在朝廷继续安身了，便请求离开京城。皇帝应允后，他先去了西安任职，于公元1071年，他又辞去职务来到洛阳，当了一个闲官，决心著书立说了。而实际上，他在洛阳隐居时恰好给他提供了编书的条件，没有了官场的喧烦，有的只是充足的时间、安静的环境和各方面的优裕条件。司马光到洛阳的第二年，便把书局搬迁过来设在了崇德寺，随之而来的只有范祖禹一人。刘恕、刘攽都在书局之外进行编修。公元1073年，司马光为了修书时有个更好的环境，在洛阳尊贤坊北侧买了二十亩地，建成了“独乐园”。园中设有读书堂、弄水轩、钓鱼庵等景致，是个依山傍水、鸟语花香、清静优雅的小园林。在这里，司马光在从事艰苦、紧张的修书劳动之余可以自己调节一下，但更多的时候，他还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进行写作。他常常是早起晚睡，废寝忘食，对待删削工作谨慎细致、精益求精。相传，司马光为了时刻提醒自己不得贪睡，就用圆木做了一个枕头，取名为“警枕”。当他把头枕在圆木上，进入梦乡后，只要稍稍一动，“警枕”就会翻滚，司马光马上就醒了，并且决不再睡，继续拿起笔编纂这庞大的著作。朝朝如此，夜夜这样，十几年如一日，对于一个已经五十多岁的老人来说又是何等的艰辛啊！

当然，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何况司马光年事已高。身体的疲劳用眼力昏花常迫使他去到园中休息，放松一下绷紧的神经，活动一下乏累的身体，但他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耽误太多的时间。只有一年春天，洛阳牡丹花盛开的季节，有朋友接连几日邀他去游春赏花。一天游罢回到园中，他的老仆人非常惋惜地说：“您一走就是十几天，不曾看过一行书，可惜您浪费了时间啊！”一句话，使司马光感到很惭愧，他发誓再也不出门了。以后，只要有人邀请他，他便把仆人的话告诉人家，并婉转地谢绝了。司马光就是这样靠珍惜分分秒秒的时间刻苦著书，和他的助手们一起毫不吝惜地奉献着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汗水，凭着强烈的事业心，顶着社会上的流言蜚语，终于在公元1084年的十一月修完了《资治通鉴》的全书。这时，司马光已是六十六岁的高龄了。他已经累的“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的地步了，为了这部书，他已耗费了近三十年的心血，就是从书局成立之日算起，还历时十九年，从隐居洛阳算起，他已艰苦地奋斗修书十五载。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可见，司马光已经为这部浩大的史书耗尽了毕生的精力。

《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巨著，一共是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记载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它网罗了从家所长，包括正史、别史、杂史等三百多种，取材的广泛性是任何一部史学著作无法比拟的；它记载的历史最长，文字多达三百多万字，不但记述了政治史、还涉及了经济、文化、天文、历法、地理等诸多内容，史料记载详实，叙事准确、客观、完备而简明；文字朴实、生动，寓意明显深刻。梁启超说：“《资治通鉴》的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

《资治通鉴》自修成之后，不断受到学者们的推崇、重视和赞誉，不愧为我国文化宝库里的一颗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