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农民起义之中，李自成与张献忠掀起了反抗腐朽明王朝的农民起义大旗，其中李自成气势最大，最终灭亡明朝，建立大顺政权;而张献忠占据川陕之地，建立大西政权。然而随着吴三桂降清，久居关外的清军挥军南下，明末农民起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李自成败走湖北九宫山，最终被当地农民误杀;而张献忠则惨遭清军暗算，被一箭贯穿胸膛。

　　然而，就在清朝镇压农民起义之后，一种奇怪的说法便尘嚣日上：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之中，都有记载张献忠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四川大肆屠杀的说法。对此，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曾经在自己的文集之中表示了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四川在明末清初时确实曾经遭遇到一次灭顶之灾，民间相传乃张献忠剿杀四川，故而四川人常说：‘张献忠剿四川——鸡犬不留。’虽然这样说有夸大的成分在其中，但是在当时混乱的社会背景之下，满人与**、土著与农民军、农民与地主之间势必会产生极其混乱的社会关系，故而相互仇杀的数量不在少数。”

　　那么“张献忠屠川”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首先我们需要从史书之中寻找当时的清朝**与史学家是如何抹黑张献忠的证据。率先记载“张献忠屠川”的是明朝遗老吴伟业，他在《绥寇纪略》之中这样记载说：“(1646年12月张献忠‘屠川’后)成都属邑之人俱尽。”而费密在自己的《荒书》之中描述说：“古凶逆之惨，有屠城屠军者，未闻有尽一省而图之，至千里无烟，空如大漠。”

　　更加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毛奇龄的《后鉴录》之中，甚至还详细记载了张献忠屠川的具体方法与人数：“岁丙戌元日，(张献忠)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如果按照毛奇龄的记载，那么仅张献忠这四路屠川的遇害者人数就在至少在6亿人左右。

　　但是首先问题在于，在明末清初的四川，有这样多的居民被张献忠所杀吗?要知道，在明朝中后期，四川一地的总人数大约在300万人上下，即使明朝全国的人口加起来也不过区区6千余万人，因此毛奇龄的《后鉴录》记载实为弥天大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荒谬的数字，却屡屡被正史与其他史料所使用，如《明史·张献忠传》就感叹说张献忠“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

　　除此之外，清代以来的各种史料还言之凿凿地编纂了各种张献忠杀人的理由：

　　其一：彭遵泗《蜀碧》有云：“献(忠)儿时，随父贩枣至内江，以驴系绅坊，粪溺污石柱。绅仆骂之，鞭献父，时献在旁，怒目不敢争，临去誓云：‘我复来时，尽杀尔等，方泄我恨。’”这里认为张献忠屠川的原因是报儿时私仇。

　　其二：张献忠乃煞星下凡，如四川民谣传唱称：“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

　　其三：认为张献忠的农民军已经走到穷途末路，因为即将失败而恼羞成怒，如《绥寇纪略》卷十之中张献忠自言：“蜀我自得之，自我灭之，不留豪末贻他人尔。”

　　那么他们的记载果真属实吗?那我们就要说道说道这几位编撰明史的作者了。《绥寇纪略》的作者吴伟业在清军入关之际本不想出山做官，但是他的女婿陈之遴却千方百计将其拉入清朝政治的漩涡之中，结果吴伟业屁颠屁颠的跑到北京做官，没过几年陈之遴就在政治斗争之中失败，而吴伟业对于自己的屈节感到非常歉疚，这种人的气节都成问题，他所记载的史料可信度自然可想而知。

　　而撰写《荒书》的费密嘛，他倒是和张献忠有点关系：刚20岁的时候他从成都出发前往嘉定投奔明朝将领杨展，后来一度被张献忠所俘虏。等到张献忠被剿灭之后的公元1652年，费密辗转多日才回到自己的故乡，结果发现他的故居已经被张献忠一把火烧为灰烬，他对张献忠内心的仇恨自然铭刻于心，这也影响了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客观态度。

　　至于毛奇龄就更不用说了，中国近代学家梁启超先生对他简直深恶痛绝：“其纯然为学界蟊贼，煽三百年来恶风，而流毒及于今日者，莫如徐乾学、汤斌、李光地、毛奇龄。”这种沽名钓誉之徒实乃明清时期的败类，抹黑张献忠自然也是出于清朝统治者的需要。

　　故而笔者认为，张献忠的起义军确实曾经在四川杀过人，但农民战争的本质就是反抗封建统治的残酷剥削，在激烈的**之中，他们怎么会不杀人?而至于他们杀的是什么人，杀人最多的到底是张献忠农民军还是四川地区的清军或者封建地主阶级，那就是一件值得商榷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