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也宣告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结束。

民国百姓

然而民国的建立，并没有给当时的社会和人民带来根本性的变革：国内连年军阀混战，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地，许多人都穷到了卖儿卖女的地步，可那些的富户人家，却能锦衣玉食，西装革履，仿佛只有他们，才配活得像个“人”，而那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已经与行尸走肉毫无二致。

除了物质生活上的极度贫穷外，人们的精神也尚未得到解放，不少前清的遗老遗少以及那些残留着“封建遗毒”的人都还留着鞭子，他们冷眼旁观的看着刑场上斩杀死囚犯，讨论着刽子手今日的刀法已经不如从前了。

民国百姓

这是一个看起来毫无希望的年代，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都没有希望。

幸而，当时的中国诞生了两个“革命先锋”，一个用笔杆子唤醒国民，救亡图存；

另一个，用枪杆子带领人民打出了新中国。后者是以**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前者，是鲁迅。

网上的一些网民，总爱吹嘘民国是一个“**辈出”的年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甚至是一个“浪漫的年代”。

虽说这个观点并非全无道理，但绝对是有失偏颇的。自古“乱世出英雄”，越是乱世，往往就越容易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先秦是如此，民国也是如此。

那些文人骚客们之所以能自由自在的挥毫泼墨、挥斥方遒，一是因为时局需要，二是因为**无力监管，毕竟那个时代也需要新观点、新思想、新气象和新批评。

而且大家只要愿意多花一丁点心思去观察那个年代的“大人物”就会发现，他们过分的集中在了“人文社科”领域，理工、生物、化学等领域的尖端人才却少得可怜（因为一个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国家， 是没有能力在科研领域做出什么建树的）。

而且在这些文人中，有的人在“民族大义”上和“私德”上还或多或少存在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鲁迅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

毛主席称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无疑是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都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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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去世一周年的日子，**同志在陕北公学作了一次以纪念鲁迅为主题的演讲，他开门见山说道：“我们今天纪念鲁迅，首先要认识鲁迅，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是因为他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不是**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在1938年的陕甘宁边区大会上，**同志又进一步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尽管自民国以来，在文学领域造诣颇高的“**”数不胜数，但能得到毛主席如此赞誉的，除了鲁迅先生，我实在想不出第二位。

鲁迅雕像

备受伟人推崇的鲁迅身上，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从未参加过武装斗争的鲁迅，又为什么会被称为“革命急先锋”？想要解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去了解鲁迅当时的思想特点和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认识。

作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和伟大的思想家的鲁迅，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精神”（他的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和理论系联实际的精神）。

这种精神，在他后期言行中的表现十分明显。正是这种精神，使他能够对于中国社会的状况,对于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保持清醒，而不犯“左/右”倾的错误，并能够同革命文艺运动中出现的这些错误倾向进行坚决斗争。

这是他能够成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和伟大思想家的最根本的原因。

我们知道，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同志对实事求是的解释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系联,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系联，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鲁迅

后期的鲁迅，正处在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从瞿秋白到李立三到王明,正推行着一条越来越“左”的错误路线，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的时间最长，后果最为严重，使党和红军遭受到十分惨重的损失。

他们有哗众取宠之心,毫无实事求是之意，他们满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以“百分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实际上他们对中国国情若明若暗，一知半解。

当时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路线，不仅表现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各方面，也反映在当时的左翼文艺运动中，反映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中。

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从此发端，后来愈演愈烈，给中国现代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鲁迅是这种“左”倾错误最初的受害者之一，但他同时也是这种“左”倾错误的最初批判者。

鲁迅之所以能认识到“左倾”错误，正是他能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结果。

鲁迅具有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他对于中国社会的状况有着十分深刻的了解。

从青年时期起，鲁迅就能够“近知中国之情”，“远复察欧美之实”，“洞达世界之大势”。他既能“审已”，又能“知人”。

通过长期的观察、研究和长期的生活斗争的磨炼，使他对于中国社会、对于各种事物的复杂性有了很深刻的了解，同时，也形成了他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思想作风。

到了后期，他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更把他这种思想作风置于科学的思想基础之上。

鲁迅

所以，到1928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在革命文学问题上向他发动进攻时，他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他们，既不被他们那种充满火药味的气势汹汹的进攻所吓倒，又不感情用事地以同样的错误态度去对待他们,把他们同梁实秋们严格地区别开来。

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后来，鲁迅指出革命文学倡导者的错误是“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

批评他们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的根本原因是脱离实际，是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实际,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实际并不真正了解，或一知半解。

因而无法做到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是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只会让他们成为无的放矢的教条主义者。

鲁迅对他们的教条主义错误始终是持批判态度的。在对当时革命势形的估计、文学特征和作家世界观的转变等问题上，鲁迅都批判了他们的“左”倾观点。

鲁迅

具有极强的“政治远见”和“科学的预见能力”，是鲁迅先生另一个过人之处。**同志称赞他能够“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

这种预见，是鲁迅以事实为依据,对事物的发展趋向行进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结果。

例如他对托派的分析，“他（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准确，那样的清楚。”而

鲁迅所以能够准确地预见到托派的危险倾向，是他根据托派攻击斯大林是“官僚”和诬蔑“**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出卖革命”的事实来判断的。

托派完全歪曲了事实的真相。

托洛斯基

事实真相是，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行进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托洛斯基却飘泊、潦倒，靠敌人的金钱过日子；是他们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所谓“高超理论”，“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

鲁迅正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对真正的事实进行观察之后，才对托派的前途作出准确的评判的。鲁迅的诗句“但见奔星劲有声”和“于无声处听惊雷”，都包含着深刻的哲理，是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科学预见。

这些诗句无不在预示着“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方”，无声的中国将要变成有声的中国。

后来，中国革命发展的事实，完全证明了鲁迅预见的正确。他说“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又说“我确切地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消灭阶级”）。

这是他对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社会发展前途的科学预见，而这样的“预见”也同样出现在了《列宁选集》当中。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式召开，毛主席在致开幕词时，一上来就语出惊人，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这个鲁总司令，正是鲁迅先生。

因为在毛主席看来，我们不仅要有“武装的军队”，也要有“文化的军队”。

保证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方向正确，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都非常重要——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如此，今天仍是如此。

参考文献：

《论鲁迅》**

《心灵的探寻》钱理群

《鲁迅六讲》郜元宝

《鲁迅的生命哲学》王乾坤

《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汪晖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