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折是皇帝赋予特定官员秘密奏事的特权，出现于康熙年间，如江宁织造曹寅就拥有给皇帝写密折的特权。康熙认为明代的厂卫尾大不掉，也看不起明太祖微服私访的手段，故创造了密折制度。康熙对自己的判断力极为自负，不止一次言及自己在甄别真伪方面的经验极为丰富，自信“人不能欺朕，亦不敢欺朕，密奏之事，惟朕能行之耳”。

雍正对自己的判断力的自信远甚于康熙。登基之后，密折制度即上升为皇帝治国的主要手段。康熙晚年虽一再鼓励臣下密折奏事，但规模一般，参与密奏者不过百余人；雍正朝短短十三年，参与密奏的官员多达一千一百多名。康熙朝六十一年，现存朱批过的密折不过数千件；雍正朝十三年，现存朱批过的汉文奏折三万五千余件，满文奏折七千余件，其中大部分属于密折，可见雍正对密折情有独钟。

利用密折制度，雍正将清帝国的核心官员全部纳入自己的间谍**，官员们的一举一动全在他的掌握之中。同时，他也成功将自己丢入了如山的垃圾奏折之中。

雍正常常在朱批里痛骂地方官给自己送垃圾奏折，增加自己的工作量。比如雍正三年二月初三，广东巡抚年希尧上呈3件奏折，雍正阅后发现，奏折的内容早已报告过了，于是在朱批里责备道：“业经报明该部之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想尔粤省更无事可入告矣。如许遥远，特差人赍奏此三事，殊为可笑。”

雍正也很讨厌地方官员上折子谢恩、表决心。这样无用的奏折占去了皇帝大量的办公时间，让他不胜其烦。他在朱批里反复强调自己没时间，让地方官员不要再写了送来。

雍正的十三年皇帝生涯，可以说是埋头批阅垃圾奏折的十三年，每天批复奏折的平均文字量高达八千字。他不断责备下面的人不体谅做皇帝的辛苦，不断给自己送来垃圾奏折。殊不知，他自己才是垃圾奏折产生的核心原因。

雍正的“密折治国”，相当于将清帝国中上层的核心官僚全部纳入了一张巨大的间谍网之中。这张网辐射全国，间谍们彼此隔绝，只许与皇帝单线联系。任何情报，无论是身边的还是别省的，无论有没有确凿证据，都可以直接报告皇帝，由皇帝甄别。所有人都处于他人的监控之下，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身边有皇帝的间谍，而不知道谁是那个间谍。亦即，雍正时代的中高层官场，人人都是监视者，人人也都是被监视者。

比如，雍正曾通过密折命广东布政使王士俊监视广东巡抚傅泰，同时让傅泰监视王士俊；命两广总督郝玉麟监视王士俊，又命王士俊监视郝玉麟；命傅泰、两广总督孔毓珣（与郝玉麟存在时间差）、广州将军石礼哈三人同时监视广州提督王绍绪，三名监视者互不知晓对方的秘密任务。雍正希望通过这种手段，将千里之外的广东官场掌控在手。

在密奏制度下，每个地方官员的命运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密折（包括自己的和别人的）留给雍正的印象。雍正个人的喜怒与爱好成了他们递送密折时最关心、最需要揣摩的问题。海量的垃圾奏折正是在各位官员微妙的揣摩下产生的。

礼节性的谢恩折子是雍正朝的垃圾奏折里的一个重要门类。雍正曾一再告诫地方官员不要专程派人来呈递谢恩折子，要谢恩的话，可附在其他有实质性内容的奏折里一并送来。但地方官员绝对不敢把雍正的这些批复当真，因为在这方面有很多“血的教训”。

比如，在给山东巡抚陈世倌的朱批中，雍正曾经大骂浙江巡抚黄叔琳，说他多次接到自己的朱批谕旨，竟然不上奏谢恩，实在是可恶至极。黄叔琳当时因他事犯错，惹怒雍正，结果雍正跟他翻起了不谢恩的前账。浙江提督石云倬送了一道长篇大论的垃圾奏折来感谢皇帝赏赐的物品。雍正被他的垃圾奏折弄得心情非常烦躁，又开始翻旧账，怒斥石云倬曾得到自己赏赐的“许多格言”，竟然没有上奏谢恩。“殊属不知轻重、不识大体之至！”

皇帝的雷霆之怒自然会提醒那些困于密奏制度的中高层官僚，谢恩折子一定要写，而且最好单独写、尽快写。写晚了，送晚了，凉了皇帝的心，指不定就会变成“未见汝感激奏谢一字”，那事情就麻烦了。写垃圾奏折至多不过挨骂，不写却很有可能让皇帝疑心自己的忠诚，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雍正的信条是“以一人治天下”，且不容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威。马尔齐哈曾在奏折中引用《论语》中的名言“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意思是祭祀、礼仪方面的事务自有主管的官员负责。结果引来雍正痛批，说他拿这个句子说事实在居心叵测，肯定是想要蒙蔽自己，“其心不欲朕详查，则伊等邀结党羽，任意擅行”。

如此，雍正就只能既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也以他们为重点防范对象。早在雍正二年七月，他就颁布过著名的《御制朋党论》，大张旗鼓批评官员之间的横向交往，还将儒家知识分子赞颂了几百年的欧阳修《朋党论》斥为歪理邪说。

密折治国试图通过制度建设的方式，将整个官场变成一个互相监视、互不信任、互相告密的地狱。

构建地狱的雍正必然会掉进这地狱之中。他在朱批里反复告诫地方官，要识大体，要明白什么事该奏报给皇帝处理，什么事不该奏报，也就是要体谅皇帝的辛苦，不要乱递垃圾奏折。但他的告诫不会有效，因为“以一人治天下”与要求官员识大体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密奏制度将官员集体变成了提线木偶，“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的责有攸归的理念也遭到了皇帝的否定。对雍正朝的官员而言，现实很清晰：将问题送到雍正案前，求取朱批圣裁，才是理想的工作模式。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雍正将自己累了个半死，只能在密折里跟心腹宠臣李卫吐槽各省督抚十之六七的工作都是自己替他们做的。地方官员则不断在谢恩折子里批评自己如何如何愚蠢，赞颂皇帝如何如何圣明。

当然，自批愚蠢的垃圾奏折看得多了，雍正也就明白过来了——这些人自贬愚昧，赞颂皇帝的决策英明，实为懒政。在朱批里，雍正留下了大量严斥官员以“庸愚”自居的内容。

比如，陕西总督查郎阿的奏折里有“（皇上）鉴照无私，惟臣才识庸愚，见不及此”的句子，雍正用朱笔把“才识庸愚”四字划去，批复道：“朕深恶此等字句，你虽甘以庸愚自居，则朕以庸愚人寄托三省严疆重任，则朕之庸愚更胜汝之庸愚也！”你说自己平庸、愚蠢，那朕任用你做地方大员，朕岂不是比你还要平庸、愚蠢？

这些严厉的斥责不会起效。皇帝既然要“以一人治天下”，臣僚也只好玩“以天下奉一人”，事事禀报，等待皇帝圣裁。

摘自 | 《领导文萃》2022年8月下

稿件来源 | 《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

本文作者 | 谌旭彬

责任编辑 | 芜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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