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

梁武帝萧衍（464年～549年）在侯景之乱中饿死，竟然活了86岁，这在皇帝中，确实很罕见，就是寻常百姓中也是少见。萧衍是一个多才多艺学识广博的学者，他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有一定成就，他的政治、军事才能也较高。他很好学，从小就受到正统的儒家教育，即位后，“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午夜”。曾任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后乘齐内乱，起兵夺权。502年，齐和帝萧宝融被迫禅位于萧衍。称帝以后，推动各种改革，把南齐时的种种问题改正。萧衍的节俭也是出了名的，史书上说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他不讲究吃穿，衣服可以是洗过好几次的。在梁武帝的影响和提倡下，梁朝文化的发展达到了东晋以来最繁荣的阶段。

萧衍早年以武功起家，信奉道家学说。520年，萧衍开始笃信佛法，多次舍身出家。527年第一次出家，三日后返回，大赦天下，后又三次出家。他曾下诏令全民奉佛，在梁一代佛教成为时尚。梁朝佛寺达2846座，僧尼有82万余人。464年，刘宋时期有人口468万，几十年以后的梁朝呢？大致也就是这么多人，虽然通过萧衍前期的治理，人口可能会增加一些，应该不足500万人。如果按照500万人计算，竟然就养活僧侣82万，僧侣占的比例太大，这会对社会经济产生巨大影响，这是一种巨大的经济负担。僧侣不负担徭役或税收，甚至还靠其他人口养活，这会严重加大农民的负担，降低农民的物资生活质量，虽然农民的精神生活质量可能并不会降低，甚至会因为佛教的流行而有所提高。佛教提高的是大家的精神享受水平，对物资生活水平起着负作用，总体上是降低国家的生产能力，降低了国家的富裕程度。佛教的流行程度越高，对生产能力的影响就越大，对国家富裕程度的影响也越大。梁朝应该是佛教在南方汉族生存区域最流行的时候，明显了降低了南方汉族人口的实际生存能力，明显降低了南方汉族的整体力量，也就是降低梁朝国力。如果按照两个僧侣的负担相当于一个军人的负担水平，这82万僧侣的综合负担，相当于梁朝常备军队增加41万人的军队规模所带来的综合负担。增加41万的军队，可以促使梁朝军事力量大增，甚至可以因此而统一北方汉族区域。

南北朝时期是佛教最流行的时期，也是汉族人口宗教信仰最疯狂的时期，还是汉族人口因信仰宗教而带来的综合负担最大的时期。宗教可以明显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质量，这是宗教的根本好处，但是，人们对宗教信仰的开支投入过多，应该有些不妥。南北朝时期由于受到胡人文化的影响，人们的暴力因素较多，改朝换代也较为频繁，南北之间还经常发生一些战争，人们的生命受到较大挑战，生命脆弱的感觉，或难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比较普遍，这导致人们需要从宗教中获得心灵安慰，这是佛教高度流行的原因。

后来随着隋唐汉族人口的掌权，导致胡人气息的削弱，暴力因素衰退。隋唐的大一统局面也导致战争频率降低，以及唐朝对道教的扶持，都促使佛教信仰的降温，也促使汉族人口宗教信仰的降温。估计关键因素是科举制度的建立，促使儒学回归汉族中上层人口，相对汉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儒学的普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极大，对国民思想的影响极大，人的脑子是有限的，装这个多了，装那个就少了。儒学把人们脑海中的佛教信仰内容挤出了一部分，在汉族人口脑子中占据了一定的位置。最终，在汉族人口中形成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准确的说是在汉族人口的脑海中形成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也许你这个占的分量多一些，也许你那个占的分量多一些，因人而已，对于汉族人口，总体情况基本是三足鼎立形势。

宗教信仰在汉族人口中得到了很好的进化，宗教地位取得了很好的定位。汉族人口的宗教信仰特点是；在较小的宗教信仰付出（投入）情况下，获得较多的精神享受，这几乎是一种高度完美的宗教信仰。对于汉族人口，一个较为虔诚的佛教或道教信仰者，在农历初一或十五各烧一次香就可以了，相对**教的每周一次礼拜，效率高一倍。汉族人口还可以临时抱佛脚，需要精神安慰的时候，去烧烧香就可以了。相对一神教，汉族人口可以同时信仰佛教或道教或儒教，不论寺或庙，见什么拜什么。

隋唐以来的汉族人口的宗教信仰就是我们说的封建迷信，这种信仰对提高古人的各种信心大有帮助，也就是起着增进自信的作用，也能压制人性的丑恶，压制人类兽性的爆发，降低人们的破坏力，对社会和谐有明显好处。道家的算卦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这其实也是汉族人口信仰的一部分。算卦先生其实就是古代的心理医生，可以为古人进行心理方面的排忧解难，调节心理状态，对增进社会和谐大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