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兼士，吴兴（今浙江湖州）人，19岁时自费东渡日本求学，并加入同盟会。归国后先后任教于北平大学（今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1922年在北京大学创办研究所国学门，任主任。与其兄沈士远、沈尹默有“北大三沈”之称。

沈兼士是一个极有骨气的人，在他的身上，充分地表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气节。

1928年5月3日，日本人制造了“济南惨案”，屠杀我6000多名同胞。时任天津中日学校校长的沈兼士彻底被激怒，愤然辞职，发誓不同日本人合作。

北平沦陷前，沈兼士除了担任了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职务外，还担任了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的职务。而据北师大中文系名师葛信益教授回忆：北平沦陷后的第二天，沈兼士就不再去他兼任馆长的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工作了。当时敌伪在北平主持文教的周养庵派人请沈先生出来仍主持文献馆的工作，被兼士先生拍案拒之门外，并说：“我饿死也不给日本人工作。”

葛信益教授所说的文教组织其实是敌伪建立的所谓的“治安维持会”，汉奸周养庵是沈兼士过去的学生，请沈兼士担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其实是请沈兼士参入汉奸队伍，他开出的待遇条件十分优厚。

但，持国家民族大义、风骨铮然，誓不事敌的沈兼士想都不想，直接将来人轰了出去。

辞去此项工作，沈兼士的工资收入仅剩下辅仁大学一处了。

家里登时出现了入不敷出的局面。

沈兼士家人口众多，5个孩子，其中4个女儿还在读书，儿子沈观患严重的肺结核，据英千里1963年在台湾回忆，沈兼士的夫人还有间歇性精神病，时好时坏，经济变得极其困难。

实在没办法，沈兼士只好让正在上幼师的大女儿沈萃、在天津上中学的次女沈泰辍学，省下两个人的学费。只有三女沈节、幼女沈兑因为年纪小，继续读书。

随着北平的物价不断飞涨，沈家的生计越来越捉襟见肘。

按家乡浙江吴兴风俗，下午三四点来了客人，家里就要以清茶、点心款待。

几片茶叶就算了，但沈家却拿不出购置点心的余钱。被迫得没办法，沈兼士就别出心裁地用油水炸面条，将面条炸成片，加上一点点糖，切成一小截一小截，权作点心。

就是这样的炸面片也只能是小小一碟，大约六七条。

有客人看了，苦中作乐地说：“有了这炸面片，沈家就成了稍慰愁思的地方。”

再后来，生活难以为继。有朋友给沈兼士支招，说：“你是书法家，不妨在荣宝斋挂个笔单卖字吧，也可赚些钱补贴家用。”

沈兼士断然拒绝说：“现在除了汉奸、**馆老板和**的奸恶之徒以外，谁有钱买字画！我是决不给这些恶人写字的。”

坐困愁穷中，爱子沈观病逝，沈兼士一夜白了头。

沈观，小名阿观，小时候聪明伶俐，很得沈家座上宾鲁迅的喜爱。

鲁迅每次到了沈家，都要抱着小阿观玩。小阿观认字了，鲁迅就赠书经他，和他结成忘年交。

哪料到，就是这个聪明可爱的沈观，竟然病故了。

沈兼士白发人送黑发人，情难自抑，写下《哭观儿》诗：

已悲年少成孤露，老泪何堪洒墓墟。

廿载艰辛勤顾复，而今寂寞对楹书！

真是老泪纵横，悲怆无限。

为补贴家用，沈兼士只好托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的赵万里教授把家里的一部分藏书卖给北平图书馆。

读书人卖书，里面该含有多少辛酸泪呀。

那天下午，沈兼士在小南屋找书，他报书名，女儿们写单子。

好不容易找到一本心中已经认定可以出售的书，等报了书名，又万般不舍，吩咐勾掉。

结果忙碌了几个小时，还是没选得出几本，只好从头再来，忍痛一一再拿出写上。

卖书的痛苦，单叹一句“此书去我之日，殊难为怀”，该是何等的苍白乏力！

所幸，英千里和董洗凡从大后方筹得一笔款项，编辑出版《辛巳文录》，目的是鼓励文人写稿，给他们发放稿费，维持生活，不至于因为穷困而沦落为汉奸。

沈兼士不但在《辛巳文录》上写稿，还和英千里、董洗凡等人成立了“炎社”（取顾炎武的“炎”，表示抗日），宣传抗日。

“炎社”的发展很快，得到了**中央的重视。

1939年夏，**中央命令把“炎社”改名为“华北文教协会”简称“文协”，将它定为整个华北沦陷区文化界的地下抗战总部，在天津、济南、开封、太原等地设立了分会，在总会领导下进行地下抗日工作。

两年后，各地吸收的会员共达数百人之多，绝大多数的会员均为爱国的非党人士，其中辅仁大学校友居多。

“文协”的抗日活动主要为：一、在课内外宣传不畏**、不受利诱、不向敌人投降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教育青年刻苦学习，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报效国家。

二、向后方输送愿做抗日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

三、组织各种抗日斗争活动。

四、出版各种抗日书刊，鼓舞人民抗日斗志。

五、经济上救助知识分子，保全他们不做汉奸。

六、举办辅仁工友夜塾，开启民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益发激烈，日军为了准备发动中原大战，在华北敌占区加紧清洗抗日力量。

有人告密说《辛巳文录》经费来自于重庆，且沈兼士是“文协”的主任委员。

于是，日军把清除目标锁定在了沈兼士身上。

沈兼士之所以招惹汉奸注目，是因为他发表的许多文章，文末落款注明成稿时间和地点时往往有“打鬼节”、“除日”、“抗志斋”等字。

如在《“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文末落款为“民国廿五年二月廿一日打鬼节沈兼士写成于北平”；在《吴著经籍旧音辩证发墨》文末为：“民国廿九年四月四日写于北平寓庐之抗志斋”；在《杀、祭古语同源考》文末为：“二十八年除日于北平寓庐之识小斋”。

而且，凭着对中国语言文字的非凡造诣，沈兼士还经常用甲骨文、金文、篆文等古文字写文、赋诗、撰联愤斥日寇。

比如说，他给亡故的友人写挽联，云：“冀北马群空，后进何知失大老；天上欃枪落，家祭无忘告乃翁。”

他还曾给山东曲阜孔庙和同人及**写楹联：“九有无人御虎兕；万方今日竞龙蛇。”

等等。

沈兼士的四个女儿曾著文回忆：“由于先父性刚烈，每谈国事，不顾场合，必痛詈敌伪而后快，以此深为敌伪所忌。特务跟踪之外，又在辅仁国文系派了几名日本特务，以监视先父言行。这些日本特务，有的剃光头，穿长袍，考入学校时用的是中国人的姓名，每人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只是后来才渐渐被人知道他们是日本人。毕业时，国文系毕业生宴请全系教师。这几个日本学生鱼贯地向教师们逐一敬酒，惟独不敬先父。先父回家说：‘敌我分明，好得很。这也算是我们教书的一项成绩吧，至少教会他们先别敌我再论师生嘛！’”

1942年12月30日，“文协”秘书长英千里被捕，《辛巳文录》“第二集为敌人没收，初集劫后仅余数册。”

被捕的英千里为了掩护沈兼士，故意说他去西山寺庙养病了。

日本人在沈家留下了特务，只许人进，不许人出，另外派人西山一带寺庙搜索。

12月30日过去了，次日便是新年，辅仁大学的顾随、张星烺、孙子书三位教授到沈兼士家里拜年，被埋伏在沈家的特务们抓了个正着，扣留了十几天才释放出来。

而沈兼士早早得到消息，在地下工作者常维钧、葛信益的保护下，和三女儿沈节已平安逃离北平，进入了西安。

困居西安期间，沈兼士蓄须明志，放言沦陷区一日不光复，自己一日不剃须。

自北平来西安的流亡学生众多，沈兼士总是竭尽所能予以周济救助；而面对**组织部特任他西安党训班代主任之职，他却以“礼乐非吾好，干戈未定时”之词谢绝了教育部礼乐馆馆长的隆聘。

1943年冬月，沈兼士受胡宗南之邀至潼关阅兵，宿华山北峰，因道士出纸索书，沈兼士慨然题诗：

观兵破晓出潼关，揽胜来朝入华山。

眼前多少兴亡事，化作云烟任往返。

改年，沈兼士从西安入蜀，在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任名誉教授。所作诗文中多风云磊落之气，如《谌揖山挽词》末两句云；“他时讨虏成功日，寄语贤郎告祭筵”。又《九日用少陵韵》一首末两句云：“引领官军收蓟北，放歌燕市荡胡尘。”

1945年抗战胜利后，沈兼士被任命为教育部平津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接收平津敌伪文化教育机构。

沈兼士在做着紧张的甄别接收工作同时，也为民族振兴力主工业救国，呼吁奔走并创办了国立北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

1946年夏，接收诸事办妥，复任教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等校。

正当沈兼士准备为民族和教育事业大展拳脚之际，竟因突发脑溢血于1947年8月2日病逝于北平，其“家道相当凄凉。当时辅仁的学生曾为先生发动募捐活动。其时距先生任特派员的官职不过三年，而先生家竟一贫如洗。”

在沈兼士的追悼会上，金息侯先生亲笔撰写的挽联是：“三月纪谈心，君真兼士，我岂别士；八年从抗战，地下辅仁，天上成仁。”

沈兼士的学生，后任台湾辅仁大学教授的李维曾这样评价他：“自古风流蕴藉，最擅佳名，惟世间究有几人如是，殊难言之，虽然，先生固真名士。”